我以為，從方法論上看，不少人之所以錯誤地認定馬克思“五形態論”是“單線論”，與他們在使用“資本主義”這一術語上的混亂也有一定的關系。迄今為止，從詞語上看，國內外學界出現了舉不勝舉的“資本主義”，如“資本主義因素”、“資本主義世界歷史”、“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農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家族資本主義”、“股份資本主義”、“機構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等。這些術語中有的是用于描述人類歷史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的（如“資本主義世界歷史”、“資本主義社會形態”），有的是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的（如“早期資本主義”、“傳統資本主義”、“現代資本主義”、“晚期資本主義”），有的是用于描述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的或資本主義在不同的生產領域中的功能作用的（如“農業資本主義”、“工業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家族資本主義”、“股份資本主義”、“機構資本主義”），有的是用于描述作為民族國家基本制度的資本主義的（如“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社會”），有的是用于描述資本主義與國家權力的某種特定關系的（如“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有的是描述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如“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有的是描述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和文化的構成的（如“資本主義因素”）。因此，當研究者將這些術語的內涵不加區分地使用或相互混淆時，就難免不在馬克思的“五形態論”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認識上出現混亂。把“五形態論”視為所謂“單線論”就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

　　在馬克思那里，在分析具體的不同問題的過程中，“資本主義”的具體所指是清楚的，特別是對作為人類歷史整體的一個特定發展階段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世界歷史”、作為民族國家基本制度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國家”或“資本主義社會”、作為一種特定經濟關系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作為一種特定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構成因素的資本主義即“資本主義因素”這四者間的關系，梳理得相當清楚。就其晚年對俄國農村公社和整個俄國的認識而言，馬克思既肯定了俄國處于“資本主義世界歷史”中，明確認識到俄國的資本主義因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整個俄國正在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同時又指出俄國還屬于非資本主義類型的國家、俄國農村公社的主體尚未完全解體，故有可能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獲得新生（也可能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毀滅）。可見，馬克思的“五形態論”遠不是目前學界的一些人所片面理解的那樣。馬克思的“五形態論”是“單線論”或“多線論”無法涵蓋得了的，抑或說，“單線論”或“多線論”是不適合于認識馬克思的“五形態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