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劉同舫

　　馬克思思想的闡發、創造與發展都建立在對原有舊哲學體系或不成熟哲學體系的批判、揚棄基礎之上，其批判的方式是有力支撐馬克思整體思想的關鍵。青年馬克思所采用的批判方式是以應然價值取向為主的批判，其批判以某一抽象的哲學概念為基點，以社會現實問題為對象，具有哲學思辨的價值傾向性以及對問題推理的應然目的性，價值批判的結果呈現為抽象的、自我設定的應然狀態。相對而言，以《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為轉折點，馬克思完成了由應然價值取向為主的批判方式向實然價值取向為主的批判方式的轉變。它們的差異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從批判方法看，實然價值取向為主的批判不以思辨性的哲學分析為核心，而代之以實證性和科學性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具有更明確的現實指向性與針對性；從追求結果看，實然價值取向為主的批判所追求的不是帶有價值傾向的應然設定，而側重于對實然的本真展現。當然，馬克思社會批判價值取向的轉變不是思想的對抗與斷裂，而是思想重心的變化和方法論的轉移，其理論脈絡、思想旨趣在方法論轉變的前后具有一致性。馬克思從應然到實然批判價值取向的轉變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必然，也是其人類解放思想實現的必需。

　　一、哲學向經濟學學科批判的轉向

　　哲學批判作為哲學家最常用和最易于接受的一種方式，在哲學史上有著長久的發展歷史。哲學家一方面善于以敏銳的眼光、縝密的思維來察覺和洞悉現實世界的各種問題，用抽象性強、思辨性高的論證方式和哲學話語將問題探究至對象的深處；但是另一方面，面對超乎想象的復雜現實難題，哲學家也難以尋找到真正克制和抵抗這種困境的鑰匙，無法利用現存的條件對現實進行改造，只能在理性世界中依靠哲學批判的方式思考現實問題的出路和解決路徑，宣泄其拯救世界的情懷，預設未來的理想境地。這種在哲學范疇之內進行的、帶有價值傾向性的哲學批判，在馬克思早期思想中并不鮮見。

　　在馬克思的青年時代，“批判”是當時的流行詞匯，如施特勞斯、鮑威爾就以“批判的哲學家”自居。施特勞斯把自己所做的事情稱為“批判”的工作，鮑威爾則自稱為“批判的批判”的工作。但馬克思認為這些批判都只是形式上的批判，于是他開始了“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的工作。其中，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和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是馬克思哲學批判過程中的有力武器，他們成為馬克思在哲學批判路程中的“拐杖”。

　　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對青年馬克思影響至深，使當時的馬克思在看待社會發展和國家存在等一系列問題上，堅信不疑地認為只要理性國家存在，世界就必然趨向美好。在黑格爾的理性主義思想中，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被視為理性決定的結果，國家的存在也是理性的產物。當時的馬克思認為，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存在必然代表所有民眾的心聲，也保障所有人的權益，每個人的權益都將獲得法律的保護。然而，《萊茵報》時期的經歷使馬克思開始對黑格爾理性主義產生質疑，并從這一美夢中慢慢蘇醒。馬克思萌發從歷史中尋找具有真理性答案的想法，并付諸實踐。通過對歷史學、社會學等的研究，馬克思逐漸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運思中掙脫出來，尋找到更為科學、合理的哲學依靠。費爾巴哈的思想吸引了馬克思的注意力，并不斷獲得馬克思的贊賞。馬克思十分認同費爾巴哈從唯物主義視角對宗教進行的批判，他認為對宗教的抨擊與批判的主要依據在于：宗教是由人創造的，而非宗教創造了人。此外，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思想所投射的人的本質復歸更是馬克思對費爾巴哈思想贊賞有加的主要原因。馬克思篤信費爾巴哈關于人的問題的解析，并在費爾巴哈人本主義影響之下，開始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新一輪的批判，即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顯現的對資本主義異化世界的針砭，他的批判“不再像黑格爾辯證法那樣，在自身之中打轉，而是努力超出精神的范圍，成為真正‘改變世界’的活動”[1]。在這一批判過程中，馬克思以異化尤其是勞動異化作為批判核心，將人的本質復歸視為批判目標，通過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方式，希冀能夠徹底消滅異化。然而，不論是馬克思所預設的理性主義國家模式還是擺脫資本主義異化世界的人的本質復歸，在現實的面前都顯露出自身的尷尬和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