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歷任國務次卿與新聞傳媒

　　考察美國歷任公共外交與公共事務次卿的背景可以看出，他們往往與新聞傳媒有著密切的聯系。這個職位要求對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有全盤的把握，眼界聚焦國內外，同時有過硬的新聞與傳播素養，因此大多數出任此職的人有新聞傳媒或公共關系從業背景，即使一直從政或者從商的人也有過擔任新聞秘書的經歷。

　　例如，美國“9·11”事件發生后，時任美國總統布什任命比爾斯為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國務次卿。此前，比爾斯是智威湯遜廣告公司第一位女性副總經理，曾上過《財富》雜志封面。布什總統在任期間的另一位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務國務次卿卡倫·休斯在1977—1984年期間是一名電視記者，在1980年參與總統競選的跟蹤報道為她積累了政治經驗。1984年，她在總統選舉中擔任德克薩斯州媒體協調員的工作，開始了從傳媒界到政界的跨界與轉型，之后她還擔任過總統顧問。卡倫·休斯的繼任詹姆斯·K·格拉斯曼，也同樣有傳媒工作經歷。在哈佛求學期間，詹姆斯就是哈佛學生日報的執行編輯，畢業后，他以記者、編輯、專欄作家、出版商、創始人等多種身份為多種出版物和網站服務過。1995年至1998年，他還曾擔任CNN電視臺主持人。在被任命為次卿前，格拉斯曼在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出任了美國廣播理事會的主席。

　　現任次卿理查德·斯坦格爾在新聞傳媒領域也頗有建樹，自1981年進入美國《時代周刊》工作后，幾進幾出，在出任次卿前，2006年至2013年出任美國《時代周刊》總編輯。此前，曾為《紐約客》《新共和》《紐約時報》等多家媒體撰文，曾在納爾遜·曼德拉寫傳記《漫漫自由路》時與其一起工作，后來在獲奧斯卡提名的紀錄片《曼德拉》中做助理制片人，還曾出過關于曼德拉的書。

　　綜上可見，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美國公共外交和戰略傳播的部署經歷了一個轉向職業化和專門化的過程。與冷戰時期公共外交操盤手大多是大家族的政治精英不同，80年代后負責公共外交的高層大都有廣告、公關或傳媒從業經歷。這些職業人士深諳公關和傳媒技巧，但他們的職業化背景決定了他們與軍方高層、政商界精英和外交決策者的聯系相對弱化。由此，美國的外宣與外交、軍事、國家戰略的整體協調并不像冷戰時期那樣一致，反而更多轉向國家形象的包裝，設立專門的國務次卿就是這一趨勢的典型表現。

　　“9·11”后，美國外宣工作與政治、軍事和國家戰略緊密聯系的必要性再次凸顯。美國政府圍繞領土、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以及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開始全面調整國家安全戰略。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著力提升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將公眾外交、政府外宣與國防、軍事情報部門的資源進行全面整合，轉向系統協調的戰略傳播。在美國的外宣戰略中，這一調整仍在不斷完善和強化，成為美國推行自身文化、價值理念和國家戰略的重要保障。

　　（注：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組織材料搜集與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