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籌資機制、勞動者、“人的解放”、公共服務、農村改革、審委會制度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關博：籌資機制改革“急不得”】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宏觀經濟研究院專職研究員關博表示，近年來，社會有關方面專家和普通民眾對于社保籌資問題始終保持著較高的關注度和敏感度。因此，籌資機制改革也“急不得”，須循序漸進把握改革進度，做好穩定風險管理。一是加快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穩定的改革正向預期。對于退休年齡、退休人員參保繳費等籌資機制改革的方向性問題，要加強輿論引導。二是制定穩妥的改革方案，照顧多方群體的利益訴求。應積極借鑒德國、瑞典等國家經驗，不采用“一刀切”的做法，而是通過科學的精算設計，對不同代人、不同群體設定漸進的延遲退休路徑，采取小步慢走的方式，逐步漸進地延長退休年齡，并允許一定的彈性退休空間，保留對高寒地區、特殊工種的照顧政策。三是健全待遇確定和調整機制，使參保人員得到更充分保障獲得感。公眾之所以對于籌資機制抱有不信任感，很大程度上在于目前繳費貢獻與社保水平之間的關聯的模糊。
摘編自《人民政協報》
【童世駿：支撐勞動者持續的工作動力需要“立體機制”】
上海市政協常委、華東師范大學黨委書記、哲學系教授童世駿指出，中共中央“十三五”規劃建議稿起草的第一條原則是“堅持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統一”。如果我們把“目標導向”所體現的遠見和協調與“問題導向”所要求的反省和聚焦結合起來的話，本市“十三五”規劃要解決的關鍵問題就是四個:“為誰做”、“做什么”、“怎么做”和“誰來做”在回答了“為誰做”、“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問題之后，就必須回答好下一個問題:“誰來做?”這里的“誰”，與性別、地域、家庭環境甚至教育背景都沒有關系，而與德性和悟性、能力和努力有密切關聯。可以說，“新常態”下尤其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那些已經或將要在對能力素質要求頗高的崗位上工作的人們，如何具有持續的工作動力。支撐這樣的工作動力的，或許需要一個“立體機制”:底端的利益激勵和紀律約束，高端的理想激勵和榜樣示范，加上介于兩端的工作倫理、崗位興趣和集體榮譽感。因此，我們在加強思想建設以發揮理想之作用、加強制度建設以發揮利益之作用的同時，要加強文化建設，以發揮工作倫理、崗位興趣和集體榮譽感這三個要素對人們行動的激勵和引導作用。
摘編自《文匯報》
【崔永杰：“人的解放”與資本主義生態批判】
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崔永杰指出，所謂“人的解放”，其核心要點有三：一是將人類從自然界的奴役下解放出來，使其成為自然界的主人；二是將人類從舊的社會關系束縛下解放出來，使其成為社會關系的主人；三是將人類從剝削階級的思想觀念下解放出來，使其成為社會意識的主人。“人的解放”的理論主張就長期成為綠色左派攻擊的對象，被視為馬克思不尊重自然、非生態，甚至是“反生態”的證據。 對于那種認為“人的解放”旨在將人類從舊社會關系等束縛下解放出來，因而注定與生態問題根本無關的看法，同樣需要作進一步澄清。毋庸置疑，所謂將人類從舊的社會關系中解放出來，主要是指使人們擺脫舊生產關系固有的剝削壓迫和舊式分工的束縛，然而，馬克思對剝削階級社會的政治批判，同時也包含對其剝削、奴役自然的批判于其中。具體說來，他的資本主義制度批判，通常是與揭露它破壞了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從而使人們陷入苦難等聯系在一起的。應該說，這既是馬克思對當時工人生存條件與悲慘處境的高度關注和深切同情，更是對資本主義破壞生態之種種罪行的嚴厲討伐，而其鮮明的生態意識與深刻的生態思想已包含其中。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劉尚希、趙福軍：公共服務供給實施PPP模式——提高效率并推動改革】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兼所長劉尚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趙福軍撰文指出，運用PPP（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的字母縮寫，直譯為“公私合作”，）模式，鼓勵市場、社會參與提供公共服務，不僅能降低財政負擔、提高供給效率和改善供給質量，更重要的是能貫穿公共治理的理念，推動全社會走向共建、共治和共享。治理是基于共同體的多元共治，突破了“單邊責任”和“單邊義務”導致的困境，有助于提升社會參與度和滿意度。（一）公共服務供給更加有效率。可以大大提高公共服務的時間效率，可以在更短的時間內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二）動員資源更加廣泛。可以跨界、跨區域、跨領域動用資源，突破現行體制機制的限制和財政資金約束。政府作為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動用資源容易受體制機制和行政邊界的約束。（三）推動資源配置模式更加扁平化。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時，按照政府科層組織模式進行配置資源，資源配置模式呈現垂直化特征。（四）各參與主體更加平等化。實施PPP模式提供公共服務，政府以平等身份參與進來，不是居高臨下地命令指揮，而是平等協商，按照契約來界定各自的利益和風險、權利和義務。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方立：農村改革的十大特征】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執行會長方立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涌現出一批改革發展的先進典型，它們是我國城鄉一體化發展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先行者。這些村自然稟賦和發展條件各不相同，發展路子也各具特色，但具備一些共同特征：一是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相互融合，二是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發展，三是集體經濟與個體經濟相互結合，四是各種生產要素相互聯合，五是現代農業初具輪廓，六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共同進步，七是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良性互動，八是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九是個人致富與共同致富相互促進，十是黨的基層組織不斷鞏固。這些共同特點，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展示了我國新農村新農業新農民的時代風貌。
摘編自《人民日報》
【楊凱：審委會制度改革需要弄清八個問題】
全國審判業務專家、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楊凱認為，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應當把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主旋律，將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作為現行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的制度建構基礎，改革與完善現行制度設計的缺陷，彌補現行制度存在的漏洞和不足，實現審判委員會組織制度的程序化、規范化和現代化，以此促進法官職業化建設。一是改變傳統的審判權行政化管理模式。二是嚴格限制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三是增強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參與意識和主體意識。四是強化審判委員會委員的專業化要求和責任意識。五是落實審判公開原則、回避原則、直接言詞原則等制度性規范。六是重構審判委員會制度研究討論案件的運行程序規范制度。七是建構專家咨詢委員會輔佐審判委員會的銜接機制。八是強化審判委員會總結審判經驗的職能作用。
摘編自《人民法院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