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鎮化、亞投行、中國美學話語體系、理論思維、應對新興風險、提升社會包容水平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佐軍：我國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后半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指出，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城鎮化水平達到30%-70%時，意味著處于加速階段。據此，我國已進入城鎮化加速階段的后半場。
第一，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產業占比。第二，我國經濟正在由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換擋意味著經濟規模擴張拉動城鎮化的動力減弱，城鎮化向品質型城鎮化轉型。第三，能源消耗總量增速近年來明顯下降，氮氧化物等部分污染物排放總量開始下降。能源消耗總量增速下降意味著粗放型城鎮化正向綠色低碳城鎮化轉型。第四，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近幾年來，沿海城市和大中城市都開始出現“用工荒”，勞動力工資持續上漲。“用工荒”特別是“技工荒”的出現意味著“劉易斯拐點”已出現，城鎮化必須更加重視品質。第五，城市數量增加很少，城鎮化質量日益受到重視。城鎮化開始由粗放發展階段進入到提升質量的新階段。
摘編自《北京日報》
【石建勛：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零和競爭關系】
同濟大學財經研究所所長、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石建勛指出，有人擔心亞投行將成為世界銀行“強有力對手”，這是完全沒有必要的。世界之大，太平洋之寬，容得下亞投行和其他世界多邊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由于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亞投行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是互補而非零和競爭關系，新老機構互補空間巨大，可以通過開展聯合融資、知識共享、能力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合作和良性競爭，相互促進，取長補短，共同提高，提升多邊開發機構對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度。
較長時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抱怨原有的多邊金融組織，審批項目的效率不高、限制和門檻過高、對借貸國主權干預、能發放的貸款金額也不夠等。亞投行成立將彌補現有世界金融體系存在的缺陷，彌補現有多邊機構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上的缺口。據亞洲開發銀行此前的預測，2010一2020年十年間，亞太區域基礎設施建設需要投入8萬億美元，而亞行每年提供的基礎設施項目貸款僅為100億美元，亞太地區基礎設施融資缺口巨大。目前，世行、亞行等多邊開發機構主要致力于全球和區域范圍內減貧工作，投向亞洲區域內基礎設施的資金非常有限，遠不能滿足亞洲國家基礎設施開發的需求。未來，亞投行將奉行開放的區域主義，同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相互補充，以其優勢和特色給現有多邊體系增添新活力，促進多邊機構共同發展，努力成為一個互利共贏和專業高效的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在提高地區基礎設施融資水平、促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應有作用。
摘編自《文匯報》
【金雅：中國美學須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浙江理工大學美學中心教授金雅認為，作為在西方美學直接影響下而啟幕的中國現代美學學科，自20世紀初以來，主要以西方美學的樣態作為自己建設的標準。我國現代美學的西化之路，幾乎全方位覆蓋了范疇概念、觀點學說、思維形態、方法立場等。我國美學發展的這種狀況，不僅使民族美學逐漸喪失了自己的話語，也大大偏離了人文學科的多元化要求。事實上，形成世界范圍內一套統一的標準的美學話語體系，既無必要，也不可行。我國美學要進一步發展，亟須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
我國美學之所以要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是因為美學既需要面向全人類普適性的審美價值向度，也需要形成不同的民族化審美話語。美學不是自然科學和工程科學，不應以追求統一的標準性為目標，審美本身就是人類情感多元、價值多樣的詩化呈現。雖然美學也需要研究人類審美活動中的普遍性問題、得出關于人類審美現象的規律性結論，但它的問題和結論都不僅僅系于客觀的一維，何為美、如何審美等都不是僵死劃一的教條。美學既有方法論、技巧論等維度，也有情感論、價值論等維度，而且后者更富本質意義。回歸美學以情感和價值等為中心的人文維度，是美學真正實現深度突破與自身價值的必由之路。對于我國美學來說，只有真正構建自己的話語體系，才能在世界美學之林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實現與西方美學平等深度的對話。我國美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既需要融西入中、化合創新，也需要援古入今、傳承推進，在總結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美學發展成就的基礎上，在直面民族審美的現實中，實現自己的破繭和涅槃。
摘編自《人民日報》
【張國祚：理論思維居文化軟實力之首】國家文化軟實力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張國祚指出，理論思維的重要性居文化軟實力各種要素之首。因為文化軟實力的各種功能，如吸引力、凝聚力、感召力、動員力、創造力、同化力、傳播力、引導力等的強弱，無不與理論思維的構造力、解釋力、說服力有關。輿論引導、精神激勵、品格塑造、形象樹立、思想教育、決策謀劃、戰略制定、話語權掌控等的效果，都與理論含量、理論素養、理論品位、理論導向、理論的邏輯嚴謹性密切相關。
國家文化軟實力的強弱，最終取決于人的文化軟實力水平。而理論思維則是提升人的文化軟實力的向導和階梯。因為理論思維不僅能給人以深刻的智慧，而且理論思維能影響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影響人的品格素養、道德情操、精神境界、理想信念、人生道路的選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影響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所以，我們有理由說，理論思維決定著國家文化軟實力作用的廣度、深度、厚度和力度，進而決定民族智慧的高度、國家發展的尺度與速度，即決定民族和國家發展的命運。
摘編自《求是》
【張海波：破解應急失靈需重視新興風險 】張海波撰文指出，新興風險指的是新近表露的風險，以區別于傳統風險。初步來看，新興風險主要有陌生性、系統性、極端性三個屬性，這三個屬性與中國現行的應急管理體系都有內在的沖突，并因此導致應急失靈。
由于新興風險的陌生性直接挑戰了應急管理的認知基礎，這就需要應急管理體系有一個整體的躍遷，而不是“小修小補”；應對新興風險的系統性有賴于跨界合作。應急管理是對常態管理的延伸，既需要基于常態管理的分類管理和屬地管理，又不能受制于分類管理和屬地管理；應對新興風險的極端性則要加強預防與準備；應對新興風險的極端性則要加強預防與準備。尤要注意的是，當前在應急演練中存在著“怕出事”的心態，極大影響了應急預防與準備能力的提升。
摘編自《學習時報》
【崔巖：實現社會治理創新須增強社會的包容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崔巖指出，在社會質量理論體系中，社會包容強調社會中的不同群體應當在權利、機會等方面享有無差別的待遇，只有這樣，社會平等與和諧穩定才能夠得以實現，從而實現社會的包容發展。這與社會治理的價值取向是高度吻合的。
要實現社會治理創新，就必須要增強社會的包容性。從我國實際情況來看，在改革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底層群體受到了一定的社會排斥，處于被邊緣化的狀態。同時，部分群體在社會參與、政治參與和訴求表達的過程中，也遇到了渠道匱乏、反饋滯后等問題。從宏觀結構來看，現有的制度設計和結構性壁壘在戶籍、教育、就業、福利等多方面造成的社會不平等結構的固化和社會階層兩極化趨勢的增強，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社會不平等的代際傳遞效果和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僵化。而當前提出的社會治理創新，正是力圖提高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包容，通過打破制度的藩籬，增強社會弱勢群體的協商能力，提高其社會融入水平。如果沒有社會的包容性發展，就不可能形成多元化的社會治理結構，邊緣群體也不可能被有效地整合到社會治理體系之中。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