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李揚

　　在本輪危機前20余年的全球“大穩定”時期，除了“新新古典綜合”曾掀起過幾朵浪花，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是相對緩慢的。由于經濟持續繁榮，宏觀調控也樂得“無為而治”。2007年危機以來，宏觀經濟理論固然仍然在細節上緩慢變化，但宏觀調控的實踐卻明顯增添了豐富的內容。

　　準確判斷形勢并對癥下藥，是反危機實踐中的亮點之一。

　　眾所周知，宏觀調控的金科玉律是“逆風向而動”。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如果我們沒有對經濟運行之“風向”的性質和特點有深透的了解，政策效果事與愿違是極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在調控的實踐上，我們至少需要區分出三種情況。倘若判定經濟波動源于某種短期沖擊，例如石油或大宗產品價格異動，宏觀政策應遵循“不過度反應”的準則。如果判斷經濟波動源于周期性變化，那就應當動用反周期的調控手段。確定增長率、物價、就業等宏觀變量的“合意水平”，并采取各類調控手段使上述變量保持穩定，借以“熨平”波動，是應對周期波動的宏觀調控的基本格局。如果認定經濟的波動呈某種長期趨勢，使得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和資源利用能力長期偏離其當前的均衡位置，宏觀調控應當采取比較劇烈的手段。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社會公眾迅速產生新的預期并盡快適應新的格局，形成調控當局所希望的一致行動。美國經濟恢復在發達經濟體中領先，與他們的宏觀調控見機早、動作快密切相關。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標志著我們正面臨一種趨勢性轉變的大格局。面對如此變局，我們的宏觀調控應當清晰、簡單而明快。如果在態度上“猶抱琵笆半遮面”，措施上一點一點地“鈍刀子割肉”，很可能會使社會公眾的預期分散化，其效果可能事倍功半。

　　以公眾容易感知的方式來矯正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發達經濟體救助危機新實踐的又一亮點。

　　傳統上，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靠的是“貨幣幻覺”來發揮作用。其操作格局是：在保密狀態下制定出調控政策，并在某一時刻突然向社會宣布。由于這項調控出乎大多數企業和居民的意料，必然對企業和居民的收入/支出格局產生沖擊，必然使他們的現金流狀況受到影響，面對此狀，人們強烈感覺到調整經濟行為的必要性并或遲或早采取行動，宏觀調控因此達到預期目標。

　　依靠貨幣幻覺的傳導機制很早就受到質疑，如今更不再被人提起。發生這種變化的實踐基礎，在于經濟的信息化和市場的一體化。如今，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和信貸市場，國內市場和全球市場，都是密切關聯的，因此，任何一個市場中發生的任何變化，都會即時地影響到其他市場；互聯網經濟的深入發展，更使得信息幾乎可以即時獲得并有效傳導。在這種條件下，企業和市場所獲得的信息不會少于宏觀調控者，他們有關宏觀調控的手段、傳導、時機和目標等等的知識，十有八九會超過決策者。換言之，企業和市場完全可以理性地預測到調控者的各種政策及其可能產生的沖擊，從而預先行動，使得調控政策“失靈”。

　　面對這種格局，宏觀調控的要義是“說實話”，是與市場“互動”，以期獲得社會公眾的信任和配合。也就是說，透明度和可信度，如今是決定宏觀調控成敗的兩個最關鍵要素。例如目前，美國正在同我們上演透明度這出戲。美聯儲早在兩年前就宣布要加息，并公布了加息的理由，市場也早就據此進行了調整。到了開會議息之時，又可能有人舉出市場走勢的變化和若干指標的偏離，聲稱加息時機尚不成熟，如此等等。在近兩年的時間內，美國的調控當局同市場、同全球反反復復地博弈。經過這樣的過程，等到加息決定真正做出，其影響也就沒有那么劇烈，因為所有的政策影響都已經產生，所有的調整也均已進行完畢。

　　這一例證告訴我們，在市場化一體化、均勻化，在市場信息高度透明化的情況下，調控者和被調控者之間的關系是合作博弈，他們之間反復“對話”，反復“協商”，最終共同實現調控的目標。在這一過程中，決策者的可信度，決策過程的透明度，決定調控政策成敗。

　　長期以來，我國宏觀決策似乎是個“保密”工作，決策依據和決策過程等亦不大對外公開，政策的調整也大都選擇在周末，調控政策的實施還局限在一定范圍內的層層“傳達”。我認為，在高度信息化的互聯網時代，這種決策機制也應與時俱進了。我們高興地看到，十八屆五中全會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閉幕后不久，會議的各項主要文件和領導講話便已全文面世，這說明，我國的宏觀調控機制正與時俱進，邁上了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