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保供給側改革在應有政策環境下平穩推進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周宏春

　　記者　李海楠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中央問診中國經濟后，針對當前總供給與總需求不匹配確定的既定改革思路，近來正成為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

　　在日前閉幕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稱“會議”）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成為當仁不讓的關鍵詞。至此，2016年經濟工作發展思路亦浮出水面：為稍早前開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藥方”明晰了實施路徑。會議強調，2016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研究員周宏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五大政策各自對應的“穩、準、活、實、托底”任務要求，注定將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順利實施的前提。他說，“以五大政策為支柱，竭力促成的改革環境，無疑將有助于確保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應有的政策環境和市場氛圍下平穩推進。”

　　為供給側改革落地扮演重要“綠葉”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無論在各級決策層還是在各界輿論當中都可稱得上是炙手可熱的“主角”。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指從供給、生產端入手，通過解放生產力，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

　　在周宏春看來，對于進入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而言，正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而增速下滑的背后，正是一系列矛盾的本質所在，即結構性問題。他說，中央層面對于結構性改革早有部署，其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近日才引來各界高度關注，其未來勢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并對中國經濟帶來新的變化。

　　“同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是尋找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有力切入點。”周宏春表示，面對當前的經濟下行基調，無論從主動步入經濟新常態看還是從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看，我們都必須從以往通過數量擴張滿足市場需求解決“有沒有”的于需求側著力階段，轉向通過實現消費產品多樣化、差異化、個性化，滿足市場在實現需求放量之后出現的新需求，即“好不好”的于供給側著力的新階段。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決策層主張加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將導致需求側一系列政策的退出或淡化，周宏春認為，需要將供給側與需求側一并考量，并共同著手改革，如此才能增加有效的供給并使其符合中長期需求釋放的要求，本質而言，這樣的結構性改革所能帶來的一系列成效，正是改革紅利的釋放過程。

　　2016年，作為“十三五”時期的開局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同時亦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周宏春說，如果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肩負了當仁不讓的“主角”重任，那么此次會議明確的五大政策和五大任務則勢必要扮演好極其重要的“綠葉”責任，因為這將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所必需的各方面環境。

　　會議提出了“要實行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總體思路”的五大政策；同時還明確了“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的五大任務。

　　五大政策支柱作用意在形成應有政策環境

　　對于此次會議釋放出對明年乃至未來“十三五”時期定下的發展計調，周宏春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有力抓手，被視為未來左右中國經濟向好并培育新增長動力的重要領地，必然需要一系列政策制度的支撐，其中，此次會議強調明年及今后一個時期，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而用“穩、準、活、實、托底”的任務要求表述，顯然也道盡了五大支柱各自要肩負的使命。

　　在周宏春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在應有的政策環境下才能發揮作用。而會議明確的五大支柱正為應有環境描繪了可見的框架。“在這樣的框架內實施的結構性改革，才可能順利推進并帶來預想的效果。”周宏春說。

　　對于宏觀經濟環境，周宏春認為，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需要穩定的宏觀政策調控，會議針對減稅政策的實行帶來的財政減收明確將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以對沖減收可能帶來的政策支出責任壓力。同樣重要的是，結構性改革所需的貨幣金融環境，也明確了將通過降低融資成本，確保流動性合理充裕，“對于供給側而言，這些無疑將為實體經濟帶來實質利好。”

　　而對于產業政策的準確定位，周宏春指出，產業政策正面臨轉型壓力，以更好地適應結構性改革的方向要求，“如何注重激活存量，著力補齊短板，加快綠色發展，發展實體經濟是考驗產業政策制定者智慧的關鍵。”

　　針對會議明確且備受各界普遍期待的，寄望通過靈活的微觀政策，達到進一步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的目的，周宏春認為，要完善市場環境，激發企業活力和消費者潛力正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涵之一。在制度上、政策上營造寬松的市場經營和投資環境，營造商品自由的市場環境，破除市場壁壘和地方保護等，對于提高有效供給能力，通過創造新供給、提高供給質量，擴大消費需求而言都至關重要。

　　對于加大力度推動改革落地，周宏春表示，這是決定包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內的一系列改革成果能否實現的決定性因素，畢竟，任何好的政策和改革要求如果只是空中樓閣都是可悲的，“今后要減少改革在實際操作中可能面臨的地方不作為，將中央傳遞的信息轉化為新常態下的實際行動，無論是制度創新還是轉型方向，都該成為經濟社會活動中參與主體的自覺行動，唯有如此才能落實改革內容，收取應有的效果。”

　　周宏春稱，實施一系列結構性改革，必須以人民群眾共享改革成果為初衷，為此，以基本公共服務提供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政策發揮托底作用十分關鍵，“守住民生底線、保障基本公共服務之余，才能寄望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

　　“發展還是主基調，如此才能有效確保中國平穩度過中等收入陷阱。”周宏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讓要素再度充分、高效率地流動起來，以實現資源從低效率領域向高效率領域轉移，從已經過剩的領域轉移到更有需求的領域。

　　他強調，在尋找到新的有效需求并實現高效對接之余，有必要創造更好的市場氛圍，其中包括社會誠信和價值取向等方面，促使經濟社會共同向中高收入階段邁進，即公眾愿意為擁有高質量的商品買單，倒逼產業部門生產產品的質量和有關配置更趨合理，實現產業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