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南科技大學新聞系教授　劉海明

　　近日，山東理工大學第三屆學術委員會成立，33名教授受聘為新一屆校學術委員會委員。與以往不同的是，學校領導不再擔任校學術委員會委員。

　　校長和學術委員會脫鉤，山東理工大學并不是第一個。至少從2011年開始，就有不止一所高校的校長表示不擔任校學術委員會職務。山東理工大學的意義在于，他們的領導班子不再進校級學術委員會。校領導集體和學術委員會脫鉤，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或許意味著我國的大學治理開始進入了新階段。

　　當然，對于這樣的改革，我們既要肯定其進步，與此同時也應保持謹慎的樂觀。畢竟，改革從來不是單一的“外科手術”，把一個“腫瘤”切除，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就拿大學來說，學術委員會之所以長期有校領導參與，大概是行政制度延伸的產物。大學校領導有行政級別，大學的內部管理，就只能套用行政級別來管理。這意味著，大學的學術委員會制度，實際上是行政部門送給大學的“禮物”。這個“禮物”看上去不錯，但要真正落實，顯然就不只是校長進不進學術委員會的事情了，而是這個委員會自身究竟能不能獨立，有沒有真正的決策權，它的決策能否得到有效貫徹。從這個意義上說，學術委員會制度落地不難，難的是沒有行政職務的教授能否真正參與大學治理，決策大學事務。

　　我國的學術委員會制度，模仿的是西方大學的“學術評議會”制度。學術評議會制度是西方大學的基本治校模式。學術評議會的權限較大，因為該機構和校長一樣，直接受命于學校董事會。

　　就我國的情況看，新中國成立后，直到1963年，才允許大學在校務委員會下設立學術委員會。1999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中，明確規定“設立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2014年1月，教育部正式發布《高等學校學術委員會規程》，明確要求將學術委員會作為校內最高學術機構，統籌行使與學術有關的職權。

　　我國現在推行的“學術委員會”制度，由教育行政主管部門主導，以行政方式命令高校執行。這意味著，學術委員會不是來自大學管理理念的覺醒，而是外力助推產生的。即便有些學校的校領導主動讓賢，讓一線教授當學術委員會委員，但它最終還是在行政領導之下開展工作。這樣的“獨立”機構，其獨立性有多大，需要由實踐來檢驗，最終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

　　開弓沒有回頭箭。既然學術委員會改革拉開了序幕，既然已經不止一家大學的校領導和學術委員會脫鉤。那么，就看首批“平民教授”們能不能用他們的智慧來保持學術委員會的獨立性，看他們有沒有獨立精神拒絕外部力量對學術委員會的行政干涉了。如果能做到有勇有謀，相信我國高校的學術委員會能給中國大學的健康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