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溫飽與環保的關系。在“溫飽”已基本不成問題，“環保”卻成了問題的今天，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兩座山”的思想，正確處理好二者的關系，決不讓“環保”成為“溫飽”之后的“瘟疫”。“溫飽”問題好解決，解決“瘟疫”問題可就難了。一是該堵的堵。如果引進來項目影響水綠山青，即使是金山銀山也應拒之門外。二是該罰的罰。實行“反向激勵”，嚴格落實責任終身追究制，避免“公地悲劇”成“公共悲劇”。三是該補的補。政府應拿出真金白銀，盡快補齊環保設施和監管能力欠缺的短板。四是該給的給。政府應從環境的外部性去考量，借鑒國際上“碳交易”的做法，要求發達地區給生態保護地區合理補償，而不是象征性地搞一點施舍。

　　五是口袋與腦袋的關系。“讀書有風險，投資需謹慎”已成為社會流行語。口袋裝滿了，腦袋空著，口袋照樣會癟下去，只有先讓腦袋不斷充實起來，才能讓口袋持續膨脹起來。首先，引導輿論重視知識，在全社會營造一個“讓讀書人有錢，讓有錢人讀書”的氛圍，把我們的社會改造成“知識人社會”。決不能讓“生兒不用識文字，斗雞走馬勝讀書”現象重演。其次，從制度上規正人們對知識的尊重。憑什么會種田會養雞會養豬是低素質，會彈琴會唱歌會跳舞是高素質。再次，從體制機制上確保人們對知識的獲取，強化基礎教育，延長義務教育年限；強化職業教育，讓農民學以致用；強化農村繼續教育、終身教育。第四，改精英教育模式為生存教育模式。貴州實施15年義務教育應予推廣。

　　六是面子與里子的關系。中國的扶貧成就世界贊譽，但按世界銀行2美元的標準，中國還有2億多貧困人口。即使2美元也只夠買一個盒飯（2008年之前，世行提出的極端貧困標準是一天一美元，2008年之后，修改為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國家一天1.25美元，發展中或轉型中的經濟體則一天2美元）。在扶貧開發問題上，應直面扶貧開發是一個國家永恒的課題這個社會現實，既要注重多少人脫了貧這個“數字面子”，更應緊盯始終讓所有窮人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實惠里子”。物理學上有能量守恒定律，在一定歷史階段，財富也是守恒的，而財富的分配則是不均衡的，有人富就有人窮，有人窮就得扶，貧困是一個相對概念，是一種動態現象。因此，應從法律、政策及理論架構方面建立扶貧開發的支撐體系。

　　七是對上與對下的關系。對上負責就是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將上面的要求與下面的實際有機結合，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對下負責就是要瞄準貧困戶、貧困村、貧困區域的實際需求去雪中送炭，讓“頂層”的溫暖真正傳導到“基層”的百姓。扶貧開發的目標是基層貧困群體，我們黨的宗旨就是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始終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因此，只有對下負責才是最好的對上負責，不能對下負責，就是對上失職。

　　八是死錢與活錢的關系。要克服貧困地區存貸比高達70-80%的惡性循環現象。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是必須的，但要想穩定解決溫飽并實現脫貧致富，還應推進政策性金融批量長入貧困地區，并大力發展互助合作式民間金融，把小錢變大錢，把死錢變活錢，讓農民在世界貨幣戰爭的“正規戰”中學會“游擊戰”，讓九億人口的中國農村不再成為金融創新的盲區。

　　九是大開發與大開挖的關系。地下挖煤、劈山開礦是實現脫貧致富的有效方式，但大開發并非只是簡單的挖掘地上地下資源，它可以是人力資源的開發，也可以是新興產業的開發；可以是無中生有的再造，也可以是傳統技藝的繼承。當務之急，應從挖地開山的“大開挖”轉向無形資源的“大開發”，如發展鄉村旅游、深化農產品加工、活化傳統技藝。鄉村旅游是中國農民的第三次創業。第一次創業是發展鄉鎮企業，第二次創業是進城打工。開發鄉村旅游的第三次創業將使中國農村發生“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應從注重物的改造轉向人的改造，通過“人”的發展，解決“口”的問題。

　　十是個體與集體的關系。扶貧開發應既重瞄準個體，更重扶持合作。不合作無法抵御來自市場、自然、政策及國際的風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農村生產經營方式經歷了“合-分-合”的變遷，新型農民合作組織必須實現從“組織農民”向“農民組織”的飛躍，讓農民由被動參與變為主動合作，成為合作組織的真正主人、主導和主力。盡管目前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發展到100多萬家，但貧困地區數量太少、體量太小的問題依然需要下大功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