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程方平

　　在社會和教育界開始探索在家上學的責任、權利，并尋求法律改善的同時，體現傳統教育方式的私塾、書院等又成為人們關注的對象。一部分是海歸和高學歷人士因難以將子女送進最理想的學校，決定自己在家教學，在一些城市組成了一批合作社式的家庭學校。另一部分是像媒體日前報道的吳志堅博士，讓兒子從杭州啟正中學退學，上他自辦的書院。其做法是讓兒子不參加高考，直接沖擊自考。他的書院教學偏文科，目前有幾十位學生，他的兒子和另一名學生已通過浙江大學中文專業自考，著手報考研究生。

　　對于這類非正規的私塾和書院的作用與價值，教育界一直沒有定論。從法律的角度看，在義務教育階段似有違法之嫌，因中國目前還沒有出臺家庭學習法等相關法律；在義務教育之外，特別是高中階段，還很少有人具備充分的能力、魄力和膽識，跳出體制內的“保護”自行探索。對于這類民間非正規的教育探索實踐如何認識和評價，的確需要認真權衡和考量。

　　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有一些民間非正規教育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傳統技術傳承、職業訓練等方面。在偏遠和經濟文化落后的地區也有私塾，但并沒有形成較大影響，也缺少對應的學習需求。1985年前后，在教育體制改革探索的大背景下，中國出現了第一所既傳統又現代的“中國文化書院”，由梁漱溟、馮友蘭、湯一介等在現行體制外進行了具有多方面創新的探索，其不少經驗和做法后來被體制內的大學效法。1992年以后，中國的民辦學校開始恢復，在校本管理、自編教材、崗位責任、教師發展、生活教育、教學評價、家長協會等方面，都為體制內的改革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鑒。而以社會培訓為特點的體制外非正規教育，也一直在業內具有明顯的優勢，并對體制內正規的教育教學改革提供了諸多有益的經驗。

　　由此可見，一個國家的教育改革和發展是需要有體制內外、正規與否多方面探索相呼應、相砥礪的。僅有正規化、體制內的努力，改革的力度和支撐是明顯不足的。盡管在初期，一些相關的實踐還不成熟，缺少社會與行業的認可和支持，但在生態意義上卻是非常重要、必不可少的。與以往民間少量、初級的探索不同，近年來的探索呈現出多元化、高水平的良好態勢。只有當這類體制外、非正規的教育探索有更多高端人才參與，才有希望使體制內外的探索努力達到真正相輔相成的狀態。

　　在國際上，對于體制外、非正規教育探索的價值早有肯定，被認為是學習型社會建設、終身教育體系形成、營造理想教育生態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從上世紀70年代就通過了在家學習的法律，以此為義務教育法的重要補充。日本則一直在積極探索在家學習、社會非正規教育的法律支持、監督和保障等問題。我國也有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盡快出臺在家學習和終身教育的法律，促使相關探索更加規范、更具活力。

　　從一定意義上講，體制外、非正規的許多探索，是具有創新意義和價值的。比如，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探索中，許多先行國家都不是把公立正規大學當作重要支撐，而是把地方短期大學、職業類高校以及借助廣播電視和網絡的非正規學習當作重要的基礎，并使之與正規高校相應的學歷認證體系接軌。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實踐缺少廣泛的社會呼應，對正規的公立大學壓力過大、風險集中。如果能夠解放思想、拓寬思路，教育生態則會更加健康多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