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的高低既受制于“經濟生育率”， 也受制于“人文生育率”

　　從大歷史的視野出發，既有受制于發展程度的生育率，生育成為成本與效用比較之后理性的經濟行為，此為“經濟生育率”；也有受制于生育文化的生育率，生育成為一種信仰和使命、是生命的終極關懷，此為“人文生育率”。

　　在理論上，發展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共同作用于人們的生育觀念和生育行為，前者是理性的力量，后者是慣性或者說是習性的力量。生育的理性之所以是有限的，一個因素是“人是文化的生物”，非理性的力量不可忽視，特別在傳統文化保持得較好的地方，人們的思想受到傳統的濡染和同化，對生育的看法和行動形成了某種慣性。

　　生育文化對于生育行為的影響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其一是信仰的角度，其二是工具的角度。有的文化將孩子視作“神”或者孩子是上帝的“禮物”，就是一種信仰的生育，生育關乎生命的責任和關懷。有的文化則將孩子看做未來的勞動力或者家族勢力的來源和養老送終的保障，就是一種工具性的生育，生育是利己的行為。在人類的文化中，生育的宗教文化試圖回答的是生命的終極追問，是關于安身立命的信仰；而生育的世俗文化則從利己主義出發，掂量生育的成本與效用的關系，展示的是理性的力量。

　　如果把生育和信仰連接起來，就會產生一種崇尚生育、亙古未變的內在自覺，這種裹挾在宗教中的力量是獨立于發展之外的。一旦人類的思想從屬于這種發自內心的虔誠的宗教信仰，經濟社會發展對生育的影響就會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無論世事如何變幻，“我”自巋然不動，我們在所有宗教中觀察到的生育都是“人文的生育”。最近幾十年，發達國家生育率不斷下降，只有美國一枝獨秀，生育率從1976年的1.74不斷增加，現在穩定在更替水平附近。有數據表明，宗教在多數美國人的生活中舉足輕重。53%的美國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國47%每周去教堂做禮拜者表示他們的理想家庭是擁有三個或更多小孩，而在很少上教堂的人中，僅有27%有這種想法。基督教對生育這種生命活動神圣化，不主張墮胎，而是順其自然。顯然，美國高生育率背后有獨立的宗教文化的作用。

　　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人們從觀念到行為就受到不墮胎、多子多福等教義的濡染和驅動。儒家雖然沒有成為世俗的宗教，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強大文化律令卻仿佛是“亞宗教”一樣影響著中國人的生活。但經過近三四十年來暴風驟雨般計劃生育的長期“洗禮”，傳統的生育文化已然花果飄零，在新生代人口中幾乎失去傳承，這是中國在極短的時間里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的文化根源。

　　重建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中國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不二之選

　　全球人口增長趨緩甚至人口減少是最富有前瞻性意義的人口發展態勢。第二次人口轉變昭示了21世紀全球人口的新挑戰，即青年赤字、勞動力短缺、社會活力萎縮等。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持續的低生育率就開始困擾發達國家，之后俄羅斯、德國、意大利、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陸續采取了鼓勵生育的政策。一些發達國家采取了補貼生育、鼓勵生育率回升的政策措施。但相對高的出生率和相對高的移民數保障了美國人口將會持續增長，從現在到2050年，其他發達國家總人口將減少15%，美國人口卻將增長約40%，從而確保美國的大國地位、競爭力和領導力，美國在未來幾十年里必將走上一條與西方其他國家不同的領跑者之路。中國需要未雨綢繆，從中汲取發達國家的經驗和教訓。人口發展具有較長的周期，是決定文明興衰的最基本力量，船大要早掉頭，中國在完善人口政策時需要長遠的歷史眼光、廣闊的全球視野和高度的國家責任。

　　重建適度生育和優化生育的新文化是中國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不二之選。所謂適度生育，就是適齡、適時、適量的理性生育，展示的是微觀生育的自主性和多樣性。所謂的優化生育，則是指國家要打造二孩及以上的“合適之家”（Optimum family）為社會主流家庭的戰略目標，同時要為優孕優生優育保駕護航，提供可信可及可親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護，展示的是宏觀生育的福利性和保障性。

　　閱讀延伸

　　美國是發達國家的一個例外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人口增長快，是發達國家的一個例外。一部分原因是世界各國移民的到來；另一部分原因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的人口出生率也較高。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調查，2011年，韓國初育年齡平均為30.3歲，日本30.1歲，英國30歲，德國30歲，西班牙29.7歲，瑞士29.6歲，盧森堡29.3歲。2011年，美國女性平均生育年齡已推遲至近26歲，而1970年為21.4。根據預測，從現在到2050年，其他發達國家總人口將減少15%，美國人口卻將增長約40%。擁有一個更年輕、更具活力的人口結構，使美國國力呈現持續發展和上升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