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陳奉林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全新的概念,我們要克服傳統思想中的一些惰性陳舊因素,建立新海洋觀。

　　在中國逐步走向海洋、實現和平崛起的現實條件下,充分開發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較優勢已經成為中國發展的戰略選擇。伴隨著新海洋觀的確立,國家已經明確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個全新的概念,其意義遠遠超過純粹的經濟、貿易層面,而關系到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戰略。

　　中國既是陸上大國又是海洋大國,海岸線長達18000公里,兼具陸上與海上兩種地緣優勢,這樣的海陸兼具優勢在世界上并不多見。經過長期生活實踐之后,中國獲得了對海洋屬性的深層認識,國家的發展,民族的興旺,以及重大政治、經濟、文化活動向更高層次躍進都有賴于對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無疑起了決定性作用。確實,中國開創的海上絲綢之路穿越時空連結了古代與現代、東方與西方以及南方與北方,向未來發展延伸,給世界各國物質文化生活帶來了極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實現了公平與正義,顧及了國家間的互利與共贏,而不是單純地為一己之利。中國把自己與世界緊緊聯系在一起,顯示出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界偏重于陸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推出的成果較多,而對于海上絲綢之路的研究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對東西方通過海上交通所帶來的社會重大變遷的研究更是不夠。海上絲路是一個巨大而開放的交通網絡,像一只巨爪把沿線各國緊緊聯系和聚攏在一起,涉及東西方經貿關系、物種交流、造船與航海技術、外交政策、海外移民與僧俗往來等許多方面,是一個多層次、多維度的發展過程。海上絲路之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就在于這條航路上日益增長著東西方各國對于對方商品的不斷需求,日益豐富著各國的物質文化生活。研究存在于東方歷史上若干世紀之久的海上絲綢之路,對于理解東方歷史以至東西方關系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它事關東西方社會的歷史進程、發展階段、轉型時間以及歷史定位等一系列問題,也有助于從根本上重新審視與反思“1500年是世界歷史重要轉折”的傳統觀點。在1500年前東西方并不缺乏聯系。我們不否認1500年以后世界歷史進程加速的客觀事實,但人類歷史絕不是1500年以前東西方沒有聯系的。長期以來西方一些經濟學家、政治家和社會學家把東方社會看成是一個封閉的系統,與外部世界殊少聯系,在東方歷史研究中彌漫著西方進步、東方落后的沉悶思想氣氛,始終沒有把握中國、印度社會的總體發展進程。這是有失偏頗的,對中國、印度等東方國家也是不公正的。

　　海上絲綢之路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一個內涵廣泛的概念,同時又有歷史的繼承性和時代性特征,將海洋與市場、技術、經濟有效地結合起來,大大拓展了對原有海洋經濟屬性的認識。面對世界各國不斷調整的海洋戰略,我國應該更快地以海上絲綢之路為載體,向海洋進軍,大力發展海洋經濟。在歷史上,我國既有重農抑商、重陸輕海的傳統,又有向海洋發展、取舟楫之利的傳統,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長期自然經濟所導致的歷史惰性使我們的視野趨于狹窄,視海洋為畏途,最終造成由近代西方主宰東方海權的悲慘結局。海權的喪失對東方各國發展發生深刻影響:各國不僅受制于西方主導的整個世界發展格局,海洋經濟受到重創,國家無法再從國外獲得發展的資源,本來正當的海外商貿活動也不得不以非法的海上走私的扭曲形式表現出來,更為重要的是脫離近代以來世界文明發展的軌道,喪失歷史發展的重大機遇。在歷史接續當中探討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變遷及其時代意義,就應該突破思想上舊有的禁錮和經濟上單一的發展模式,摒棄陳舊的輕視海洋的傳統思維,賦予絲綢之路以嶄新的內涵。

　　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重農抑商”、重海輕陸和在民間形成的“以海為田”思想,都應該作為珍貴的遺產加以研究,經過剖垢磨光之后再應用于今天的治世實踐,那些歷史上中國沒有取得海洋實績的說法是不準確的。歷史發展不能隨意曲解與割斷,尤其在像中國這樣具有悠悠5000年文明歷史的東方大國,歷史的積淀極為深厚,思想的發展又極為復雜,因此鑒別、梳理與繼承已是一項艱巨的工作。傳統思想中的一些惰性如何被克服,如何建立新的海洋觀,完全取決于我們的理性成長與發展的程度。現在的工作是克服歷史中的一些惰性,去腐生新,把握發展的契機,不失時機地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