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劉志彪

　　十八屆五中全會把中高速增長和向中高端邁進作為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兩種方式、兩種形態和兩個側面，這是我國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總體要求。達到這個“雙目標”的最佳狀態，是能夠實現在發展中升級、在升級中發展，兩者互為條件和相互激勵。具體來看就是：

　　一方面，爭取中高速增長是向中高端邁進的主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和系統性條件。在“十三五”期間，全國努力保持6.5%以上的增長速度，不僅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所必需的，也是維持正常的經濟運行的基礎。因為如果經濟運行不能保持一定的中高速度，就無法支持充分就業、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公共開支的需要。沒有穩定增長的經濟社會環境，產業轉型升級也就不可能順利進行。

　　另一方面，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向中高端水平邁進，擺脫低端的“國際代工者”角色，可以為中高速的增長提供堅實的技術經濟基礎和支撐條件。很顯然，在經濟結構、技術條件沒有明顯改善的條件下，隨著資源供給、環境質量、溫室氣體減排等約束的強化，經濟增長的空間將受到嚴厲的壓縮。因此如果維持低質低效的低端發展格局，極有可能使發展不可持續并陷入發展陷阱。

　　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可以讓地方、企業得到適當的休整和調理，可以為進一步的發展和創新提供寬松的環境。這在一般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增長速度從高位下降得太快，雖然它可以為行業內的少部分優勢企業提供來自供給端的資產兼并重組機遇，并可能出現市場份額的集中效應，發揮大企業的優勢，但同時也有可能由于低速增長而造成需求端的猛烈收縮，并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危及全行業絕大部分企業的生存，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出于經濟安全的考慮，這種破壞性極大的轉型升級形態我們必須要堅決地避免。

　　五中全會報告中所講的產業發展要邁向中高端，是指產業分工格局、產業鏈環節、價值鏈的地位要不斷地向其高端攀升，也就是產業要向高級化方向演化。產業高級化不是指產業的技術水平處于全球頂端位置，也不是指要將產業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品牌塑造為全球的奢侈品品牌，更不是指產業的發展僅僅去滿足少數收入水平處于金字塔頂部的社會階層成員的需要，而是指產業的發展要實現高經濟效益化，即要逐步擺脫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分工、被發達國家全面鎖定的不良格局，在技術創新、技術進步和生產率不斷提升的基礎上，逐步實現高附加值化和高經濟效益化的發展。因此，邁向中高端發展更多的是一種經濟學意義上的轉型升級，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水平提升或者市場定位的層次提高。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強調，從發展上看，主導國家發展命運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就此來看，“提高生產率”是推進產業邁向中高端發展的政策標準和依據。這是因為：

　　第一，我們實施轉型升級工程，無論發展什么產業，根本上是要提升企業競爭力，實現生態文明。企業采取提高員工素質、研發新技術、更新設備、加強管理、構建渠道、培育品牌等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過提高生產率的方式，增強企業的盈利和效益。

　　第二，提升生產率是實現“穩增長”的重要保障。企業生產率慢于勞動力工資、資金價格上漲，是企業經營效益下降、投資意愿減落的主要原因，在宏觀上就表現為經濟增速下降、財政增收困難等。歸根結底，企業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才是經濟增長經久不衰的可持續源泉。

　　第三，只有生產率的提升，才能使城鄉居民收入提高進入良性軌道。“惠民生”最重要的表現就是城鄉居民收入穩步提升，工資作為居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其增長的可持續性在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能否與之保持同步和適應，否則“收入倍增”等規劃就是無源之水、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