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最有效的短期政策就是減稅，普遍的、較大力度的減稅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減稅的可能性，或者說，我們究竟有多大的減稅空間？這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不是一篇短文能夠說清楚的。首先，根據企業的普遍反映，大部分專家的測算，以及偷漏稅的現實狀況，我國宏觀稅負（應包括社保支出和非稅負擔）過高，是一個必須接受的事實。其次，稅收是公共服務的價格。從目前企業承受的過路費、網費等支出看，企業所得到的公共服務確實有限，它們也就沒有必要為過高的稅負埋單。從這兩個角度看，我們都應該減稅。退一步說，即便現在的宏觀稅負水平是合理的，那么，在現在的非常時期，采取減稅的操作，也到了勢所必至的地步。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從本屆中央和政府大力推動反腐敗，推進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以來，政府的相關支出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減少，而且，這種減少還將持續下去，這就為減稅增加了可能性。這一可能性要充分加以利用，并在預算的框架內予以體現。

　　還可以從目前貨幣政策遭遇的尷尬，看到操作減稅政策的必要和緊迫。有專家認為，目前貨幣政策要發揮效應，要解決“三大沖突”：一是總量性政策和結構性導向的沖突，二是高融資成本與弱信貸需求的沖突，三是降杠桿去產能與穩增長保就業的沖突。這三個方面，基本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結構調整才能解決，如高融資成本。筆者認為，如果要靠貨幣政策寬松，來降低眼下的高融資成本即實際利率，那真不知道寬松到什么程度才能達到這一目的。所以，讓政策時滯較短，見效較快的減稅政策盡快出臺，將是明智的選擇。

　　普遍性減稅的操作，即要加快推出根據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減稅措施，如營改增，以及相關的增值稅、消費稅改革。又如，加快個人所得稅及財產稅的改革，使低收入人群得益，并更有助于培育中等收入群體；還要有策略性的考慮，就像我們在結構性減稅時做的那樣，對稅收繳納給予一定的滯后安排，這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減稅。我們深知，在中國的現行體制下，推出較大力度的普遍減稅是有難度的。這個難度主要來自既有的利益格局。只有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方能打破利益的藩籬。要看到的是，由此推動改革，將產生更大的稅收增量，為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創造更好的條件。同時，減稅政策將產生對政府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倒逼效應，從而釋放民間創業創新的活力，對于經濟增長將產生實質的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