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高校智庫、政商關系、中英經濟、國家青年戰略、信訪制度、中華文明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義桅：高校智庫是大學體制創新的重要契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撰文指出，高校智庫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中的特色，表現在：一是知識生成器；二是觀點孵化器；三是政策轉化器。相應的，高校體制創新的指針，就是這三個有利于：有利于知識生成、有利于觀點孵化、有利于政策轉化。
不要辜負我們的時代。高校改革、智庫建設，也是開弓沒有回頭箭。為了適應中國特色的新型智庫發展需要，引領高校智庫建設，大學的教學、科研和人才培養，正在經歷全面深化改革，正在研究智庫聯盟、智庫銀行可行性，探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之路。另外，加快建設中國智庫的共享基礎體系建設，如數據庫，也是至關重要。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崔新進：政商關系要有度有量】
崔新進撰文指出，政商關系一度被人們過度解讀，以至產生一些誤解。實際上，政商關系并沒有那么玄乎。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當下，政商關系不應玄乎，不能神秘，而應光明磊落。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告誡各級干部：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做到“君子之交”“相敬如賓”？說到底，就是政商兩界要交往有道、關系有度。政府官員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認識到權力是人民授予的，用好手中的權力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是其職責所在，而不能攜公權謀私利。牢固樹立高線意識和底線思維，守紀律講規矩，真正做到情不可越法、法不可突破，始終保持自重自省，警鐘長鳴，防微杜漸。作為企業，則需要按規矩辦事，守住法律底線，不能為了所謂的利潤而徇私舞弊、暗通款曲，在與官員的人情交往上，保持必要的距離和分寸。政商交往可以“近”但不能“黏”，政府需要用制度來消除“沒有原則的政治”與“沒有道德的商業”，真正回歸權力和商業的本真；企業則需要把精力放在創新上，相信堅持走自主創新科技發展的路子才是企業的正途。當然，解決政商關系根本在于法治。無數案例表明，政商關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法治基礎上必將導致以權謀私干擾經濟運行，用法治管住錢和權，才能守住“度”保持“界”。
摘編自《學習時報》
【黃靜：中英間巨大的經濟合作潛力尚未完全釋放】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黃靜認為，當前中英關系如此熱絡，主要還是歸功于兩國的經濟合作潛力。據英國政府透露，習近平此次訪問將帶來總值逾300億英鎊的生意，為英國創造3900個職位，零售、能源、金融以至航天業等都能受惠。即便如此，中英間巨大的經濟合作潛力尚未完全釋放。“滬倫通”（上海與倫敦股票市場的互聯互通）備受矚目，有待日后摸索。從倫敦到伯明翰的英國高鐵2號線項目，中國將參與競投，不知道中國是否能像在核電領域一樣借英國打開歐洲的高鐵市場。
近年推動英國在對華關系上“迎頭趕上”的主要動力是倫敦金融城、英國財政部等英國國內的經濟力量。但隨著中英經濟合作的推進，全球治理、國際戰略上的合作必將浮現。英國將再一次彰顯其作為世界“老領導”的獨特品質。只要英國還能充分發揮其戰略思維，中英“黃金時代”就有望一直保持下去。
摘編自光明網
【田豐、顧旭光：未雨綢繆，制定長期性的國家級青年戰略】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田豐、顧旭光指出，中高速增長可以使我國的青年失業率保持在較低水準,但我們同樣需要未雨綢繆,制定長期性的國家級青年戰略。當前我國整體還處于改革與變動的快速發展階段,青年在就業、發展等各方面都存在挑戰。政府應以青年就業為基礎帶動青年全面發展,降低不平等,促進青年政治參與和社會融入。優質的就業能夠弱化社會不平等,是促進青年政治參與和社會融入的基礎因素；長遠來看,更能為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打下人才儲備基礎。首先,要完善和實施國家層面上的青年發展戰略；其次,要實施推進青年就業的社會政策；最后,利用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促進青年長遠發展。
不論如何,中國的優勢在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中高速的經濟增長水平使青年失業率在世界范圍內保持相對較低水準。從社會情緒上看,青年總體上對自身和社會的發展報以積極期望,對前景也充滿樂觀期待。雖然存在一定缺陷,比如青年出現階層分化、城鄉分隔帶來的融入問題、缺乏長期性的國家級青年戰略、青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待完善和進一步發展等等。但是瑕不掩瑜,國家和社會總體上前景樂觀,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新的可能性。通過國家戰略和政策關注支持,使青年能夠獲得有尊嚴、體面的工作和生活,能夠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
摘編自《大眾日報》
【章志遠：以“二元結構”的基本思路完成信訪制度實體和程序上的構造】
章志遠撰文指出，就治理體系法治化而言，信訪制度需要從內部體系和外部體系兩個方面實施改造，實現信訪制度體系科學化和規范化的建構。所謂信訪制度的內部體系構造，就是要處理好信訪制度的政治參與和權利救濟功能，以“二元結構”的基本思路妥善完成信訪制度實體和程序上的構造。一方面，要繼續保持并強化信訪的政治功能，充分發揮信訪在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創新協商民主方式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要承認信訪制度所具有的局部權利救濟功能，適度發揮信訪在保障公民權利、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中的應有作用。所謂信訪制度的外部體系構造，就是要處理好信訪制度與具有類似功能的其他國家制度之間的關系。就政治參與意義上的信訪而言，需要處理好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民政協制度以及其他公眾參與、民意表達制度之間的銜接關系，發揮信訪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悠久、覆蓋廣泛和基礎扎實的制度優勢；就權利救濟意義上的信訪而言，需要處理好與行政訴訟、行政復議、行政調解等其他救濟機制之間的銜接關系，發揮信訪在政策調整型、歷史遺留型爭議化解方面的補充作用。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李治安：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大一統】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講席教授李治安指出，在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大一統進程中，儒家大一統的思想文化塑造、各民族杰出政治家的能動作用也不容小覷。戰國以來，孟子等就陸續提出“用夏變夷”“兼容并蓄”“有容，德乃大”等思想。不少政治家積極踐行這種進步思想，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壯大。例如，唐太宗主張“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還被尊為“天可汗”。明太祖及明成祖也承認“胡漢一家”“華夷無間”“撫宇如一”。元世祖創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直接統轄云南、東北等邊地，還以帝師領宣政院“政教合一”體制將吐蕃納入中國版圖。清康熙、雍正、乾隆又借盟旗制和滿蒙聯姻等令蒙古諸部作“長城”，還以“金瓶掣簽”制度冊封達賴和班禪。他們都為中華文明多元融匯和大一統作出了重要貢獻。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