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中國制造”、中國現代化、智慧新經濟、中央政策被弱化、群眾福祉、強國理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謝京輝：加快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已是當務之急】上海社科院副院長謝京輝指出，《中國制造2025》提出：“建設制造強國更多依靠中國裝備、依托中國品牌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實現這三個轉變，必須加快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制定“中國制造”標準，有助于塑造“中國制造”的國際形象，倒逼我國產業轉型升級，提高產品的高附加值，淘汰落后產能。在制定“中國制造”標準時，應著力解決好以下幾個方面問題：第一，借鑒國際經驗，盡快實現“制造在中國”的新標準模式;第二，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必須實現先進化、系統化、國際化；第三，制定“中國制造”標準需要法制的有力保障； 第四，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必須立足保護資源，有利于科技創新；第五，借助“互聯網+”的優勢，積極推進“中國制造”標準的實施。
抓住關鍵才能抓住機遇，制造業的關鍵就是標準，標準提高了制造業的水平也會提升，三個轉變才能實現。“中國制造”標準應該成為實現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升級的有力推手和幫手，展示在世界面前的將是一個強大的中國制造業，而不是一個龐大的世界工廠。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制造”標準堪當此任，而加快制定“中國制造”標準已是當務之急。
摘編自《解放日報》
【張頤武：中國的現代化在國際上是沒有負債的】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撰文指出，傳統社會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是很艱難的，必然經歷復雜的過程。抗戰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其意義怎么估計都不為過。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以來就呈現出下降的趨勢，直到抗戰時期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到了歷史的臨界點。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由盛轉衰，衰到極點，然后就由衰轉盛了，從此中華民族走的就是上升的道路。
中華民族走的路是光榮的現代化之路。我們從來沒侵略過其他民族和國家，從這個意義來講，中華民族奮斗的歷史是光榮的。抗日戰爭就更凸顯了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的獨特地位。我們的國家主權從來沒中斷過，我們從沒有去侵略過其他國家、殖民過其他民族。現代的民族國家分幾種：一種是被其他國家侵略而亡國；一種是沒轉型就被其他國家殖民，到了20世紀中葉之后才獨立；還有一種就是轉型成功了就去侵略別人。日本轉型成功，就去把朝鮮半島占了，把中國的臺灣也占了，在二戰的時候，想要稱霸整個世界。它轉型成功，跟西方一樣走的是擴張道路。中華民族現代化轉型有個獨特的地方就是，雖然面臨危難，但從來沒有亡國，國家主權從未徹底喪失。現在中國轉型走向了復興之路，發展的路都是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結果，中國人從來沒有想去侵略人、壓迫人。我們的轉型、我們的現代化在國際上是沒有負債的。中國的現代化在道義和倫理方面是有優勢的。
摘編自《前線》
【錢志新：發展智慧新經濟是21世紀的最大新機遇】南京大學教授、博導錢志新指出，信息新文明已經到來，這是一場偉大的變革，其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前所未有，這場變革最根本的在于價值觀的創新，必須確立信息文明的全新理念，實現信息文明與工業文明的融合。文明進化是歷史性大潮流，任何傳統優勢都是脆弱的。
信息新文明催生智慧新經濟的大發展，面向未來發展智慧新經濟有開發網民紅利和提升iGDP兩項重大任務，當今互聯網走向全面智慧化，這將是一場生產力的大革命，具有超級強大的爆發力。發展智慧新經濟是21世紀的最大新機遇，必將開拓人類生產力發展的全新境界。
摘編自《新華日報》
【周天勇：中央權威與地方活力不協調致使中央政策被弱化】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周天勇指出，妥善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課題。中央集權與分權僅是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兩極。在絕大部分國家，中央與地方關系是集權與分權的平衡。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主要由國家政治體制決定。中國是單一制國家，這是討論我國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大前提。任何公共事務和公共管理均是由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共同承擔，為此，需要在單一制國家大前提下，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事務，明確各自職責，并根據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原則，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等途徑確保各級擁有履行事務的財權。
為什么中央的政策到地方會被弱化和變形，根本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權威與地方活力協調并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出現了中央該集權的沒有集權，不該集權的卻搞垂直管理，把地方微觀事務宏觀處理。而凡事“三家抬”表面上是要充分調動各級政府的積極性，但實際上是混淆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導致中央與地方事務分工更加混沌。
摘編自《中國黨政干部論壇》
【李義平：人民群眾的福祉不僅包括經濟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會福利】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指出，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發展觀，必須落實在科學的衡量指標上。我們曾經把GDP的增長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標，在改革開放之初這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在單純的對GDP的追求中，不知不覺地形成了以GDP為考核標準的、單兵獨進的增長主義。一些地方政府不擇手段地對GDP的癡情追求，造成了一系列的失衡，例如經濟發展與社會事業的失衡，表現為經濟發展與人民享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務的不協調，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的失衡，內需與外需的失衡，產業結構的失衡且長時期得不到有效調整。
實際上人民群眾的福祉不僅包括經濟福利方面，而且包括社會福利，即人們對社會的公正感及對社會的認同，還包括自然界給予的福利，即美好的環境及人們對大自然的享受。GDP的增長，從理論上似乎是直接滿足人民群眾的經濟福利的，實際上滿足的程度還要看GDP中勞動者的收入占比。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鄧純東：當今中國正處于由大到強的關鍵歷史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鄧純東指出，當今中國，已到了由大到強的關鍵節點。一，民族復興前景空前光明。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全球經濟增長重要引擎。與此同時，我國文化軟實力有了質的突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提升了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華文化、中國道路和中國精神在全球的廣泛傳播，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可見，當今中國由大到強的總體趨勢已經明朗，民族復興前景空前光明。
二，建構強國理論任重道遠。在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成就而歡欣鼓舞的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目前我國所處的國內外環境錯綜復雜，面對的新情況新問題前所未有。隨著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深入發展，我國的國際交流、合作、交融、交鋒不斷擴大，西方敵對勢力借機深挖“分化陷阱”，向我國滲透所謂“普世價值”，不遺余力地虛無化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不斷制造網絡意識形態事件，妄圖和平演變中國。與此同時，我國社會矛盾呈多發態勢，經濟增長速度、結構、動力需要進一步優化，人民生活水平需要進一步提高，生態環境需要進一步改善。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如果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結構轉型升級，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外，我們黨面臨“四種考驗”“四大風險”，對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提高黨的執政能力與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所有這一切均表明，我們的強國之路絕非坦途，建構強國理論任重道遠。
摘編自《人民日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