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信息化發展、習近平訪美、旅游業發展、中美關系、分享經濟、中秋節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羅文：信息化發展面臨的三大挑戰】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羅文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信息化發展面臨的問題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標準規范滯后。隨著信息化進程的加快，標準規范制定脫離和難以跟上實際應用需求的問題日益突出。比如，工業領域亟需制定物聯網、云計算、信息系統集成、智能制造等行業性的信息化標準規范。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和應用帶來新業態、新模式和新產業，電子商務、數據開放、信息安全、個人隱私、互聯網金融等新業務健康發展亟待更加完善的標準規范。二是網絡空間法律法規缺失。當前人類在網絡空間的活動大量開展，網絡空間的活動正替代現實空間的活動，但是我國目前尚未清晰界定網絡空間行為主體的責權利，網絡空間的很多新行為亟待法律和制度認可。網絡空間的治理和監管本身也亟需規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三是信息化管理模式難以適應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要求。當前，我國電子政務建設正向集中管理和集成應用方向發展，需要跨部門整合信息資源并實現互聯互通，但是受傳統管理體制的約束，大量需要互聯互通的中央部門垂直業務系統不能互聯互通，需要整合的無法整合，需要共享的無法共享，整體成效尚難發揮。
摘編自《經濟日報》
【柯銀斌：習近平訪美首站，公共外交“開門紅”】
察哈爾學會秘書長兼高級研究員，《公共外交季刊》編輯部主任柯銀斌認為，習近平主席在美國的國事訪問從公共外交開始，是中國政府外交的新方式，取得了“開門紅”的效果。由政治地位所決定，國家元首的公共外交是最為引人矚目、效果最為明顯的公共外交活動，尤其是大國的國家元首。中國作為正在崛起的發展中的大國，國家主席面向世界第一強國----美國民眾的公共外交更是如此。從這次習近平在西雅圖的訪問安排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公共外交的發展方向和主要特征。
第一，以商界領袖和青年學生為主要受眾。習近平主席接觸的美國民眾明顯地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商界領袖，與中國市場關系極為密切。參加中美互聯網論壇的人士，均為中美兩國互聯網行業的領袖級企業家。二是青年學生，林肯中學的青年學生。第二，以雙向交流為主要特征。中美互聯網論壇是中美互聯網企業領袖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其雙向性非常明顯。習近平主席的出席，更是把這種雙向性推到最高層次。在林肯中學的訪問中，雙向特征體現在細節。第三，以現在連接歷史和未來。習近平主席向林肯中學贈送一臺乒乓球桌、球拍、乒乓球以及一批中國古典書籍。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初的中美“乒乓外交”，是世界公共外交歷史上的成功典范。贈送中國古典書籍，是希望美國學生了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從思想上來一次“時間之旅”。
摘編自光明網
【李仲廣：群眾滿意度是衡量旅游業發展質量的重要指標】
中國旅游研究院產業所所長李仲廣撰文指出，當前，我國居民旅游意愿顯著增強，旅游走入尋常百姓家，旅游經濟已經進入大眾旅游發展新階段。在大眾旅游規模不斷擴大的同時，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的任務也提上日程。近年來，國務院提出“把旅游業培育成為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和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現代服務業”兩大目標。如何積極營造良好的旅游環境，讓廣大游客游得放心、游得舒心、游得開心，成為我們當下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旅游業發展質量水平如何，最終要看人民群眾對旅游業是否滿意。一方面，旅游業已經成為目的地發展質量的綜合反映，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就是要全面提升目的地的綜合發展質量。另一方面，旅游業是目的地發展質量的客觀反映，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可以為目的地發展質量提升提供新的管理視角。此外，游客滿意度評價也是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的必由之路。游客滿意度評價既能夠反映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所要求的綜合性，也能夠確保全面提升旅游業發展質量所要求的客觀性。
摘編自《經濟日報》
【王文：美國精英糾結，但要相信美國人民】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指出，中美關系的合作需求與依賴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國智庫對中國崛起的看法處于相當焦慮的狀態，屬于那種空前防范卻又無可奈何的狀態。隨著美國經濟部分復蘇，美國人自信心的相對恢復，他們習慣性地對中國人耍狠，希望中國能夠屈服，但又不敢使蠻力。這正是美國人對中國的糾結心態。美國精英們的美國價值觀觀念較重，對國家未來的擔憂更重，將國家榮譽放在重要位置。中國的不斷壯大，使得這些精英們一時難以轉變思維模式。他們認為中國在沖擊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有些中國特色的東西，他們難以接受。這些邏輯被媒體放大，反向作用給了精英層形成了價值共振，加重了美國精英層對美國的焦慮。
相比之下，美國民眾普遍對中國的態度是正面的。加之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為美國人帶來的福利，中國進口與對美投資帶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尤其像底特律這樣破產的城市，在中國投資進入后，漸漸地已活了回來。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看法，是積極的、正面的、肯定的。這正是筆者對中美關系樂觀之處。根據芝加哥全球事務理事會今年6月的民意調查，67%的美國民眾主要對華進行“友好合作和接觸”，僅有29%的美國民眾主張“制約”中國發展。總的來說，民眾比政府更友好，政府比智庫更友好。可見，民眾是兩國關系的另一塊壓艙石，用很中國化的說法是，“要相信美國人民”。
摘編自光明網
【張恒龍：分享經濟亟待管制型政府“轉身”】
上海大學教授、中信改革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張恒龍指出，分享經濟因互聯網而生，給全社會帶來了經濟、環境和創業等方面顯著的益處，包括增加就業和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等。越來越多的人正通過分享經濟平臺實現商品與服務的互換，并且風險資本也進入了這一領域，一種全新的商業模式正在形成。但政府監管部門則擔心分享模式所導致的監管盲區會對社會造成負面影響，類似的擔心和監管困境也在挑戰各國政府的治理能力。
面對分享經濟時代的來臨，不能因為和現行監管法規相沖突，就采取禁止的態度。政府應該主動順應并改進與市場的關系。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主要職能涵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現階段政府職能面臨著多重挑戰，一方面既要繼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保持經濟發展職能；另一方面，也面臨著日益迫切的社會建設任務，需要不斷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今后一個時期，我國政府模式將處于管制型與服務型兼具，并逐步向服務型過渡的階段。當前，需要重新界定政府與公民的關系，實現從“政府本位”、“權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權利本位”的轉變，也就是要將政府界定為增進全社會福祉的一個“服務者”角色，改變傳統政治中“官重民輕”“官顯民微”的格局。因而，服務型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務為主要職能的政府。
摘編自《國家治理》
【仲富蘭：中秋節是當代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變遷的折射】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會長仲富蘭撰文指出，花好月圓的中秋節好比是社會生活的一個平臺，是當代社會經濟文化生活變遷的折射，也是人作為主體對于節日文化的感受。節“濃”節“淡”，既連接著人們對于對中秋節文化內涵，也關乎社會生活的物質生活水平。如果僅僅把中秋節理解為一個吃喝游樂的“月餅節”，或是國家的法定假日，放假休閑，放松身心，如此，則抽取了中秋節的靈魂，味道自然會變淡。與此相聯系的是對于中秋節日物質性的思考，在計劃經濟時代，物質極度匱乏，生活非常單調，人們為過節忙碌，氣氛熱烈而濃烈。如今，物質生活極大豐富，從主觀感受上中秋節的氣氛似乎淡了，月餅甜膩的味道也淡了。
作為社會成員需要了解中秋節的文化內涵，體會中國人過中秋節的快樂與價值。這種快樂與價值絕不止于它的物質性，而在于中秋節從本質上的精神與物質的統一性。我們民族從悠遠的歷史長河中走來，各種各樣的祭祀，充分體現在四時八節中。而今，人們忽視了華夏兒女的月神信仰，忽視了中秋節的團圓價值，精美的天價月餅，炫目的中秋華彩，黯淡了真正的月光。如果僅僅把中秋節變成“月餅節”，“聚會節”，丟掉了節日的靈魂，那么其中的中國氣派、中華韻味、華夏歷史、民族范兒就無從體現，也無從談起。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田依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