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由貿易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也可以分析出這種價值取向的轉變。我國目前實施的自由貿易區有兩類,一類是我國單方自主的對境外所有經濟體開放的自由貿易區,如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另一類是雙邊或區域的貿易投資自由化協議的自貿區。第一類自貿區包含了許多對外開放的新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貿易投資便利化改革以及具有接受國際新規則壓力測試的政策含義。目前已經取得突破性進展,2014年12月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作出部署,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2015年1月29日國務院發文推廣復制上海自貿區經驗,包括全國推廣28項,海關特殊監管區域6項。第二類自由貿易區包括中韓、中澳自貿區談判和2014年啟動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韓國是全球第14大經濟體,中韓貿易將近3000億美元。澳大利亞的經濟制度和法律法規幾乎與歐盟沒有區別,如果中國能夠和澳大利亞達成一個高水平的,涉及幾乎所有目前自貿協定談判各種議題的協議,那就意味著中國有能力也有自信,全面地參與全球無論是雙邊還是多邊的高標準自貿協定談判。亞太自貿區則更具有歷史標志性意義,這是第一次由中國首倡、中國設置議題、中國提出行動計劃和時間表的國際經濟治理新方案,也是未來中國在制訂國際規則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新標志。

　　對“一帶一路”戰略,境外一些媒體稱這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這是很大的誤解。首先,“馬歇爾計劃”與二戰后的冷戰密切聯系,而“一帶一路”則是中國睦鄰友好、互利共贏對外經貿政策的體現。其次,前者是財政資金援助為主,后者是一套發展規劃,采取生產性投資和市場運作機制,既包含合作伙伴的發展項目,也是新常態下中國自身培育經濟增長動力的新途徑。今天,發展相對滯后的中國西部理應成為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目的地,但基礎設施落后妨礙了產業的合理轉移。通過“一帶一路”可以撬動西部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向西和向南的對外開放。帶動中國現有產能和優勢產能(如高鐵),開辟新的出口市場。再次,前者是冷戰思維下的“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產物,而后者是中國對現行國際能源治理結構、金融治理結構不完善的補充。中國的油氣資源、礦產資源對國外的依存度較高,這些資源主要通過沿海海路進入中國,渠道較為單一。“一帶一路”能增加大量有效的陸路資源進入通道,從而保障中國的能源安全,同時也就是保障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安全。同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設立,確實也是對整個全球經濟治理和金融治理結構的一個補充,它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獲得資金支持,從而改善全球經濟治理。

　　以上種種,都體現了中國正在實施的三大開放戰略,其目的主要都是參與對未來世界經濟的構建,從而為世界創造更多的人類關懷和承擔自己的責任,進而再惠及自己。因而對其成效的評價視角也必然要發生轉變,而不應再抱著過去“開放紅利”的舊觀念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