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環境稅收入、全球治理、文科最高標準、貿易便利化、縣域金融、文化認同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肖京：環境稅收入應當由中央和地方共享】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肖京認為，在規定環境稅的征收管理由稅務部門負主要職責的基礎上，還應當對稅務系統內部的分工予以明確。在我國當前的稅收管理體制下，中央稅以及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由國家稅務部門負責征收，地方稅由地方稅務部門負責征收。劃分中央稅與地方稅的大致標準是，該稅種是否具有宏觀調控、再分配方面的屬性。
環境稅收入應當由中央和地方共享。這是因為：一方面，環境問題具有很強的外部性，往往會由地域性問題轉化為跨區域性問題，因而環境稅收入中應當提取一部分歸中央，以統籌治理跨區域環境污染問題。另一方面，大多數環境問題都需要地方政府解決，而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層政府治理環境污染的財力相對薄弱，因而有必要賦予地方部分征稅自主權和資金使用權。簡言之，環境稅應為中央與地方共享稅，中央的環境稅收入用于治理跨地區、跨流域污染，地方的環境稅收入用于治理區域性污染。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龐中英：中國要成為下一代全球治理格局的設計者之一】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問題研究院院長龐中英指出，中國發起的亞投行等新型的國際金融組織還不屬于“后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范疇。中國在許多場合不斷告訴世界，亞投行等機構的設立不是另起爐灶。這是中國在外交上“韜光養晦”的繼續：不管是金磚合作（BRICS）還是亞投行（AIIB）都僅是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補充”，金磚合作與亞投行等與現存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而不是平行和相互取代的。這樣的說明，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是正確的，也是中國的本意，但是，難道中國就徹底排除了“另起爐灶”即催生下一代全球治理的可能？
中國必須要超越目前的全球治理，不必在全球治理上“韜光養晦”，而有必要在發起亞投行等國際金融組織之后，再進一步，鼓勵一些重要的學者及其所在的學術機構大膽探索下一代的全球治理的理論與實踐。如果目前的全球治理改革失敗，全球陷入嚴重缺少全球治理而出現大混亂，甚至無序的狀態（目前不少非常重要的美歐學者對此十分擔心），則中國不妨公開提出我們的全球治理方案，為一個更加有序、包容、民主、公正的世界秩序做出我們的貢獻。
摘編自 人民論壇網
【羅俊：出思想是文科最高標準】中山大學校長羅俊指出，文科要正視存在的問題，正視與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學校文科下階段目標要定位在出思想，因為出思想是文科最高標準；出思想也是當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迫切需求，是時代發展需求。
出思想，重要的是出什么樣的思想。應該是能流傳后世的思想，是影響人類思考方式的思想。要出這樣的思想，不能短視，不能功利，至少要有百年的氣度和耐心；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今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心態。不管是大團隊還是“孤獨的思考者”，重要的是能給當代貢獻什么，能給后人留下什么。實現出思想，應該遵循“入主流、立潮頭、走出去”的發展路徑。
摘編自《人民日報》
【葉永剛、王凌偉：以縣域金融工程推動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葉永剛、王凌偉指出，縣域經濟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是，中國縣域經濟的發展卻構成了中國二元經濟中比較傳統和落后的一元。從金融層面上看，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就是嚴重“失血”，即當地的金融資源大量流失到了外地。資金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縣域經濟中存在的金融風險。縣域金融工程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要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促使資金回流，從而推動縣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縣域金融工程也是一種資金回流工程。
金融工程有宏觀和微觀之分，前者主要為各級政府服務，后者主要為家戶、企業和金融機構服務。宏觀金融工程的研究范圍主要包括宏觀金融風險管理、產業金融工程、區域金融工程等領域，縣域金融工程屬于宏觀金融工程中的區域金融工程部分。目前，在縣域范圍內普遍存在著金融風險。這種風險嚴重地影響到當地儲蓄的資本化，從而造成了資金的大量外流。僅靠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能力，很難有效克服這種普遍存在的金融風險。因此，迫切需要地方政府綜合配置經濟資源，與企業和金融機構共同管理和防范金融風險。一旦控制了金融風險，就可以引導資金回流，從根本上改變當地經濟落后的現狀，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與文化生活水平。這便是縣域金融工程的主要任務。
摘編自《光明日報》
【王中美：全球貿易便利化有很大提升空間】
上海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中美指出，根據WTO、世界銀行、世界海關組織等機構近些年來的貿易便利化評估結論，公認排名最前的國家和地區包括新加坡、香港、韓國等亞洲四小龍，以及歐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在“9·11”以后，美國在貿易管理中因為增加了許多安全環節，但排名依然靠前；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在貿易便利化上進步很快；而非洲、拉美等國家和地區則仍需獲得能力建設方面的幫助。總體來說，全球貿易便利化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國是貿易發展最迅速的國家，但貿易便利化方面仍然與先進國家差距甚遠。除了市場準入方面不夠放開外，在時間、文件準備和要求、通關手續、成本和費用等都仍然有改進的空間。新興市場國家以金磚國家為例，它們的貿易便利化程度普遍排名中等偏下，但它們體量大，增長快，如在便利化方面加以改善，不但自身受益匪淺，也能惠及全球。
摘編自《文匯報》
【郝時遠：中華文化認同是中國特色民族觀的基石】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助理、學部委員郝時遠指出，中華文化認同，是中國特色民族觀的基石。壓迫、歧視、排斥、疏離、分裂是不認同的結果，平等、尊重、團結、互助、和諧是認同的標志。這與一個民族內源的自我認同存在著質的不同，而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內部各民族升華的認同。我國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華文化認同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認同，它包容各民族的自我認同，它主導著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認同。也就是說，多元一體大家庭的各個成員，都姓中華民族、同時各有其名。如果一個民族的成員只知其名、不知其姓，只知本民族歸屬、不知大家庭歸宿，就難免出現認同的誤區：只知自我、不識他人，甚至自視優越、鄙薄他人，自我保守、排斥他人，陷入狹隘的認同“陷阱”。這種狹隘的認同是滋生民族主義的溫床，而民族主義意識的產生，是制造民族隔閡、疏離民族關系、影響民族團結的大敵，也最容易為國內外敵對勢力所利用。因此，馬克思主義反對民族壓迫、民族歧視和狹隘民族主義，我國的憲法等法律、黨的民族政策明確規定了反對大漢族主義、反對狹隘民族主義的基本原則，這是中國特色民族觀的基本立場。反對兩種民族主義，不是抽象的口號，要通過尊重差異、認同一體的實踐才能達成，這種實踐就是我國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務。
摘編自《求是》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