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求是雜志社　顧保國；國家財政部財科所　張斌

　　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戰略部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此次作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和生態文明體制五大體制的改革，無論是在廣度還是在深度上都呈現出不同以往的特點，最為突出的就是注重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勇于突破思想束縛的政治智慧和勇氣。

　　一、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歷史必然性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道路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歷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以來，我國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實現的歷史性巨變被公認為是人類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同時也被學者們稱之為“當今時代最為重大的事件”。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僅為3645億元，在世界主要國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GDP僅190美元，是當時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水平的1/3，位居全世界最不發達的低收入國家行列。而到了2014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636463億元，是1978年的175倍，經濟總量居世界第二，年均增長率接近10%，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改革開放使我國實現了從低收入國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歷史性跨越，“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p>

　　如果說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則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通過全方位地推動改革向縱深發展，為社會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力，也吹響了全中國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的號角。

　　但是，與30多年前的改革相比，全面深化改革將面臨更大的難度和風險。首先，隨著改革進程的逐步深入，我國已經進入利益深度博弈和矛盾多發相交織的時期。由于改革對象的復雜性、改革程度的深化和改革價值追求的多元性，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獲得者的抵制更為強烈，改革兼顧公平與效率、協調現有權利格局和正義訴求的難度日益加大。

　　其次，與改革初期的單項改革不同的是，很多改革本身就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問題相互交織，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局面。如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后如何和城市居民一樣平等分享公共服務，就不是單純靠某一領域的改革可以完成的，而是與政治、社會問題密切相關。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各個方面需要綜合平衡，不能單打一。但是說到最后，還是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離開了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就有喪失物質基礎的危險。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決不能干擾它，沖擊它?！保ā多囆∑轿倪x》第2卷第250頁）

　　最后，雖然當今世界總體上朝著有利于和平與發展方向變化，但是國際秩序和利益格局正在經歷著逐漸調整的過程。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迅速提升，美國等西方國家出于自身利益考慮，會對中國的崛起施加種種限制，國內外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互相影響，意味著改革真正進入了攻堅期和深水區。

　　二、全面深化改革闡釋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任務

　　1.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財政分權制度實現了各級地方政府相互競爭發展。這種競爭一方面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誘發了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極大地阻礙了勞動力、資本、信息、技術和資源等各種要素在全國范圍內的自由流動。實際上，我國目前的市場體系存在若干突出問題的根本原因是政府干預過多、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所以，有效清除行政壁壘，營造公平競爭的發展環境，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國內市場，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

　　2.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決定》在論及財稅體制改革時，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科學的財稅體制是優化資源配置、維護市場統一、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可以看出，財稅體制被提升到了有關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高度。這是迄今為止對財稅體制的地位和作用最為充分的肯定。

　　實際上，自1978年以來的30多年來，財稅體制改革一直是我國整體改革的突破口和主線索。其中1978—1993年間，財稅體制改革以“放權讓利”、“分級包干”為主線，而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明確提出構建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套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基本框架，現在的財稅體制基本上就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30多年的改革實踐充分說明，財政對于我國政府的每項改革措施都起到了支撐作用。當然，我國財政體制也存在著各級政府事權和財權不匹配，轉移支付隨意性較大、基本公共服務分配不均等問題。為此，未來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維度就是財權和事權的對稱化，“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3.保障所有公民平等分享改革成果，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城鄉分割的體制機制有了很大改變，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仍然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1978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2.57∶1，到1985年這一比例縮小為1.86∶1，但是，1986年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卻開始拉大，2014年達到了2.75∶1。此外，與農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優質的醫療、教育、衛生和文化資源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如果加上城鄉居民在社會保障、社會負擔等方面的差距，可以預見的是，在城鄉非均衡發展慣性作用下，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存在進一步擴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