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美國研究所　龔婷

　　[內容提要]“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新一代領導集體在外交上的重大理念和實踐創新，它集合了中國傳統思想的精華。“一帶一路”倡議的沿線涵蓋范圍（西部的開放和陸權的回歸），提出處理與發展中國家關系的原則（堅持正確義利觀）、處理與周邊國家關系的原則（倡導“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遠期愿景（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落實的原則和途徑（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中都包含著中國傳統思想要素，具體包含：儒家以誠信、施行仁義為核心的修身為人治國之道，主張踐行仁義和主張“義先于利”的義利之辯，以及道家的樸素辯證法、大國小國相處之道、反對強權政治的和平主義思想等。在中國逐漸成長為地區和全球大國的過程中，傳統思想浸潤下的中國外交思想將構成綜合國力的重要部分。“一帶一路”倡議所體現的理念，將儒家、道家所述修身、為人及治國之道進一步升華到了處理國家間關系的高度。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 傳統思想

　　一、“一帶一路”倡議的涵蓋區域：西部的開放和陸權的回歸

　　根據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2] ，共建“一帶一路”致力于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聯通活躍的東亞經濟圈和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經過廣大腹地國家。“一帶一路”所涵蓋的沿線區域包含著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的意義。

　　國內層面，“一帶一路”背景下西部地區將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由于歷史傳統、產業基礎、區位優勢、政策導向等原因，東部地區率先對外開放，在經濟發展速度和社會發展水平上遠超過西部地區。盡管2000年以來國家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取得長足進步，然而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的絕對差距仍在擴大，交通基礎設施落后、水資源短缺和生態環境脆弱的瓶頸制約仍然存在，經濟結構不合理、自我發展能力不強的狀況仍然沒有根本改變，貧困面廣量大、基本公共服務能力薄弱的問題仍然突出，加強民族團結、維護邊疆穩定的任務仍然繁重，西部地區仍然是我國區域發展的“短板”，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難點和重點”[3] 。根據《愿景與行動》，在與中亞、南亞、西亞等國家的交流合作中，新疆將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山西、甘肅、寧夏、青海將發揮各自的要素及區位優勢；在北面向俄羅斯和蒙古的開放中，黑龍江、吉林、遼寧、內蒙古將發揮獨特的聯通優勢；在面向東南亞、南亞的開放中，廣西、云南甚至西藏都將成為重要的門戶。可見，西部地區將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依托和窗口。

　　國際層面，近代以來美國、歐洲、日本及亞太地區是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方向，而“一帶一路”背景下向西及整個歐亞大陸的開放將成為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點。根據《愿景與行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點方向是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波羅的海）；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從重點打造的經濟走廊來看，一帶一路涵蓋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并將推動與中巴和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緊密對接。可見，幾乎整個歐亞大陸[4] 將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下對外開放和合作的重點區域。

　　中國自古就是一個歐亞大陸國家。從地理上來看，中國位于歐亞大陸的最東段，中華文明的起源、演變和發展的地理范圍也以歐亞大陸東端為限。中國歷朝歷代對外交往的主要對象也位于歐亞大陸，縱貫近2000年的絲綢之路長期以來是聯通中國與亞洲、非洲和歐洲的最主要通道。

　　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一帶一路”標志著中國在地緣空間上對自身定位向歐亞大陸的回歸。西方地緣政治理論向來有著“陸權”和“海權”之爭，中國被認為“主要是一個陸權國家”，中國的歷史是“陸權國家的成長、發展、衰落以及再度崛起的歷史”[5]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古代危及歷代王朝安全的外來威脅主要來自于北部和西部的少數民族，這決定了防御的主要方向和重點來自于陸上而非海上。盡管明朝期間中國曾是一個航海大國，書寫了“鄭和下西洋”的輝煌歷史，同時在東部沿海也面臨倭寇的侵擾，然而明朝的“禁海”政策也說明，陸上安全在中國古代對外防御中的主要矛盾地位并沒有發生改變。

　　清代后期以來，中國逐漸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對外防御也面臨著“塞防”和“海防”孰重孰輕之爭。西方列強從海上方向以兩次鴉片戰爭打開中國大門，使清政府被迫改變“閉關鎖國”的狀態，《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強迫清王朝通商開埠，被動地打開了中國內地通往東部海洋的通道。與此同時，沙俄趁機侵擾中國北部邊疆地區并蠶食領土，通過《璦琿條約》強迫清廷將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的大片領土割讓給俄國，并要求將烏蘇里江以東至海的中國土地改由中俄共管。

　　在這一大背景下，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為代表的“塞防派”展開了爭論。林則徐和魏源為“海防派”奠定了基礎，林則徐指出“時事艱如此，憑誰議海防”[6] ，表達了對海防的關切，魏源在《海國圖志》的《籌海篇》中提出了系統的海防思想，并主張“宜師夷長技以制夷”。“海防派”認為，包括新疆在內的西北邊疆不應該再成為地緣防御的重點，而海上威脅前所未有地上升為主要矛盾，即“今則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聚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7] 。當務之急，應該將海防作為重中之重，“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8] ，并主張可以裁撤甚至停止對塞防力量的財政支持，“已經出塞及尚未出塞各軍，似須略加覆滅，可撤則撤，可停則停。其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9] 。同時，李鴻章也強調，海防和塞防二者不可兼得，只能擇其一為重點，否則財政羸弱的清政府難以支撐，即“既備東南萬里之海疆，又備西北萬里之餉運，有不困窮顛蹙者哉”[10] 。

　　“塞防”的支持者則認為，塞防與海防二者并重。新疆在戰略防御上具有決定全局的戰略性意義，新疆安危事關整個中國北方及清王朝統治中心的穩定，“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聯，形勢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匪特陜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 [11]。他反對裁撤塞防軍餉，“論者擬停撤出關兵餉。無論烏魯木齊未復，無撤兵之理；即烏魯木齊已復，定議劃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為固圉計，而乘障防秋，星羅棋布，地可縮而兵不能減，兵既增而餉不能缺，非合東南財賦通融挹注，何以重邊鎮而嚴內外之防？”[12] ，并指出減少塞防支出的危害遠遠大于減少海防的支出，“若此時即擬停兵節餉，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不獨隴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烏里雅蘇臺等處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節餉，于海防未必有益，于邊塞則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審處者也”[13] 。

　　簡而言之，就中國的自我定位和世界觀而言，“一帶一路”倡議在學術上的意義在于它既是對中國作為一個歐亞大陸國家身份的重新確認，也是對中國將對外關系交往重點向歐亞大陸的回歸。在推進這一倡議的過程中，中國面向包括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中東歐等地區在內的歐亞大陸的開放，至少被置于與近代以來中國向美、歐、日及亞太地區開放同等重要的地位。

　　不同點在于，中國古代重視“陸權”的邏輯基礎在于將西北部方向的外部力量作為防御對象、將內陸地區特別是新疆作為防御的前沿地帶，本質上是帶有強烈防御性質的對外及國防政策，具有內向性的特征。然而，“一帶一路”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個以區域經濟合作為核心的合作倡議，致力于以“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提升歐亞地區的互聯互通及經濟融合水平，核心是尋求合作與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政策，具有鮮明的外向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