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科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范建鏋

　　 “營改增”全面推開所引發(fā)的稅制結構變動趨勢、稅制革新和稅率調整問題，乃至財稅體制的結構性變革和政治體制的可能變化，都令人高度關注。隨之而來的一個不能不正視的問題是，“營改增”這樣一種系統性的結構變動，在經濟進入新常態(tài)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夠切實推動財稅體制產生實質性變革，從而為經濟的轉型發(fā)展注入新的活力？

　　“營改增”利益博弈源于財政管理體制

　　“營改增”涉及中央與地方的財政關系，國家與企業(yè)的稅收關系，地區(qū)間的利益競爭格局等諸多層面。各種利益主體間的博弈，其實都指向一個共同的有待改進的方面——現行財政制度及財政管理體制上的不成熟性和不完善性。

　　稍加梳理不難發(fā)現，1949年迄今，我國財政管理體制實際上只是形成了一種對財政相關事務相機調整的靈活機制，而財政制度的核心內涵仍有待規(guī)范。在計劃經濟時期，服務于國民經濟復興和國民經濟結構完善這一戰(zhàn)略目標，其時的財政制度具有明顯的“生產建設財政”的諸多特征。而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我國財政制度的核心追求目標反而在轉型變動中趨于模糊。

　　應當看到，市場經濟社會和市場化社會有著天壤之別。市場經濟社會是當前我們致力于追求的發(fā)展目標，而市場化社會則是一種過渡的、不甚健康的形態(tài)，是一種“金錢社會”，是諸多資源可以金錢來交易的社會，更是一種權力資本可以大行其道的社會。服務于市場經濟社會的財政制度和服務于市場化社會的財政制度，二者有著本質的差異。顯然，前者才應當是現代財政制度的核心內涵，也應當是我國今后構建現代財政制度所要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

　　因而，在當前的經濟轉型期，如何盡快從“金錢社會”、市場化社會下的財政制度順利轉變?yōu)檫m應市場經濟社會的財政制度，是新時期我們所面臨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建立真正適應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財政制度

　　認清這一形勢，有助于我們從宏觀財稅史的視角來理解新形勢下“營改增”所帶來的稅制結構變動，理解所謂直接稅、間接稅比例調整等諸種關系，更有助于我們認清“營改增”推進進程中所面臨的諸多外部困難。

　　比如，對身兼納稅人與公共財政受益方于一身的居民，相關的財稅管理規(guī)范至今付之闕如。一個典型的事實是，受限于個人信息不完善和難以全國統籌管理，目前稅務機關尚無法有效實施個人所得稅的綜合計征。如果對個人所得稅等稅種無法采取更有效的調控措施，那么，在意圖保證稅收收入水平不變的前提下，要順利推進財稅改革，其制約因素顯然更多。

　　過往的稅制設計、稅收管理，基本上是沿襲計劃經濟時期的“國家—企業(yè)”間的治稅思路，這一思路高度依賴于企業(yè)尤其是國家所能掌控的企業(yè)的經營成效。一旦市場經濟體制趨于成熟、完善，這種格局必然有所變動。其時，全面的財稅改革啟動之后，所能保證的稅收總體水平究竟如何，尚可質疑。假如不能充分保證，推進改革進度必然有所顧慮。

　　在此種格局之下，僅將希望系于“營改增”或房產稅或個人所得稅一途，不僅未必能夠很好地實現為企業(yè)減負的目標，甚至保障稅收收入這一基本功能也可能大打折扣。

　　當前財稅改革仍只是小步微調、行業(yè)漸進式地推進，而沒有一攬子改革計劃。在未來的歲月中，如果依然停留于目前這種僅僅提出目標框架式的構想，而不能深入考察稅收總體格局中各稅種的動態(tài)變化趨勢，以及這種變化所可能形成的新稅制結構對改善中央、地方財政關系的新制約，并由此尋求進一步的深化改革、突破瓶頸之策，那么，即便所論再高明，也仍然不能“落地生根”。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發(fā)現，從宏觀財稅史的視角給予當前的“營改增”乃至財稅改革一個恰當的新定位，意義重大。也就是說，如何從更深層面來認識“營改增”給稅制改革全體棋局所帶來的變動，以及這種變動對稅收全局的動態(tài)影響，這是需要重新評估的，也是所有身處新一輪改革進程中的人士不能不高度關注的。我們所要建立的，乃是一種真正適應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現代財政制度，也就是能切實增進我們每個社會成員的福利水平的財稅新體制，而不是那種適應市場化社會的財稅體制。認識到這一點，對當前以及今后深化財稅改革進程中更明晰地確立相關戰(zhàn)略目標，無疑大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