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時代的戰略設計

　　“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經·益·彖辭》）為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而進行的中國戰略設計必然順應時代潮流，基于中國國情，著力頂層設計，奉行底線思維，推動思想創新。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習近平首次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最偉大的中國夢。”他強調，“到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定能實現，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夢想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一定能實現。”［4］中國在確定改革戰略時，兼顧遠近目標，但主要按近期目標來確定，正如習近平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所講的，改革方案的“時間設計到2020年，按這個時間段提出改革任務”，因此，中國改革戰略明確表達為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全局性方案。為此，習近平在推進中國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礎上，特別強調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認為應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的獨特魅力，借此表明中國共產黨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堅定傳承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堅定繼承者。

　　以上述重大戰略思想為指導，中國決策者積極推動體制改革的深化，致力于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的提升。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最大的亮點和最重要的創新就是超越了以往的以經濟改革為主題的慣例，根據中共十八大對21世紀上半葉特別是未來十年社會主義現代化總體布局的需求，進行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五位一體”體制改革的系統設計、頂層設計和總體設計，標志著中國進入了全面深化改革階段［5］。《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深化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不斷夯實實現中國夢的物質文化基礎。習近平就此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3］104基于此，中國致力于加強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協調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方面體制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深入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若干重大問題，提出依法治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為全面建設法治中國制定了行動綱領。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建設法治中國的改革行動方案，對于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再續“輝煌30年”具有決定性影響［6］。

　　中國決策者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在全球經濟治理和世界秩序建設上體現出建設性參與者和一定意義上的主導者姿態，中國的大國作用凸顯。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拉開國內改革大幕，不僅內政升級轉型，對外交的升級轉型也會加快推進”［7］。中國決策者提出了一系列外交新理念，豐富了中國的外交思想體系。

　　中國決策者強調和平發展，同時堅定維護領土主權完整。2013年1月28日，習近平在主持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我們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苦果。”［3］249與此同時，中國決策者深刻認識到中國崛起給世界帶來的震撼，秉承“達則兼善天下”的胸懷，堅持互利共贏的戰略思路，強調與各國在利益匯合點的基礎上開展合作，積極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更多國際責任，與各國建立和發展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中國倡導“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等一系列新倡議，大力弘揚新型“義利觀”，主張對發展中國家義利并舉、義重于利，把本國發展戰略與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相對接，深化各國之間的互信合作。

　　面對深化改革開放的艱難險阻，中國決策者必然強調底線思維的重要性。所謂底線思維，就是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牢牢把握主動權。未來十年，中國改革開放面臨的風險和挑戰十分繁巨，必須科學研判，守住底線，及時防范化解各種風險，把握改革方向和主動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