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解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問題為切入點

　　群眾利益無小事，改革開放旨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所以在推進農村工作事務中更要尊重農民的利益需求。當前，農村社會矛盾激化的案例中，多數都是侵犯農民的正當利益造成的，其中農村征地帶來的問題占據了較大比重。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顯然是當前農村社會發展不協調的關鍵因素之一，所以謀民生之利，解民生之憂，解決好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妥善處理好這一問題顯然是深層次的農村治理。以解決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問題為切入點，對我們黨推進農村治理的發展顯然具有事半功倍之效。

　　第一，要著力解決農民最關心最現實最迫切的問題。增加教育經費資助，著力推進農村教育和諧平衡健康可持續發展，加大農村合作醫療與社會保障力度，著力提高醫療保障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實現農民能夠老有所依、老有所養。拓寬農民受教育的途徑，積極開展各類職業與技術教育等，為農民工就業與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和支持，著力提升農民自身發展的能力和素質。要積極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暢通人們城鄉自由流動渠道。

　　第二，深化農村改革，積極探索實現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積極推進包括農村土地、農民戶籍、農業金融、農業科技、新型農業、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等方面的改革。特別是在加快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方面作為重點，一方面堅持家庭經營在農業中的基礎性地位，另一方面大力推進家庭經營、集體經營、合作經營、企業經營等混合型經營的發展，著力構建增加農民收入的長效機制。

　　第三，堅持城鄉一體化，統籌解決城鄉問題。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最突出的問題是城鄉要素交換不平等，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別大，特別是農村的基礎設施落后，社會事業發展水平低，導致農村發展處在不利地位。對此，一是要繼續堅持城鄉發展一體化思路，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努力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增加農村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二是暢通城鄉各種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三是進一步完善和規范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在穩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基礎上，堅持農民自愿的原則，穩步推進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進一步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改變原來不同的征地標準，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切實保障農民在土地問題上的收益權。

　　（三）以推進黨的農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為主線

　　實現黨在農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是實現黨在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前提和基礎，農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黨在農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具體體現和必然結果。黨在農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包括黨在農村一系列制度設計和相應的體制機制，也是實現黨在農村治理的具體手段和體現，更是黨在農村治理的有效載體。正是在制度實施一系列科學規范的制度過程中，才能更好地實現黨在農村的有效治理和服務，正是在治理和服務的過程中，體現了黨在農村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并逐步實現現代化。

　　第一，這就要求我們在推進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時要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更加注重體制機制創新，扎實推進并實現各項工作和任務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科學化，并實現體制機制的動態協調高效運轉。我們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的重要載體在于不斷推進農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實現農村治理體系的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是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礎和前提。

　　第二，要客觀清醒地分析農村治理體系的現狀，找準癥結。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體制等改革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我們取得巨大成績，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黨的領導、人民民主的統一，實現了包括農村文化在內各類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和大繁榮。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們黨高度重視農村治理工作的創新和發展，從增加農民收入、農業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免除農業稅，再到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有力推動了農村治理的創新和發展。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存在著一些迫切需要破解的問題，諸如一些短期行為、政出多門以及部門主義和地方主義，這些都嚴重削弱了黨的治理能力。

　　第三，在農村治理中要進一步完善農村治理實施層面的具體運行體制機制，實現運轉協調高效。在堅持國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上，在農村治理中，要結合農村實際情況，結合村民自治制度的實施，更加注重健全村民自治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要進一步建構完善黨在農村基層相應的民主政治制度、農村經濟發展制度、農村文化建設、農村生態文明制度，以及農村各項公共事業建設體制機制，從而構建起一整套科學規范、運轉協調、高效的治理體系。當然，更要注重理論與實踐的創新。要在客觀分析我國農村治理現狀的基礎上，采取有效措施，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村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戰略研究和理論創新研究，在做好頂層設計同時，又要用創新的理論指導實施層面的具體設計和安排，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在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過程中，實現黨在農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8]（P96）。

　　（四）以創新黨的農村治理方式為載體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農村的經濟發生了很大變化，利益主體多元化、文化需求多元化等，客觀要求創新農村治理方式。農村治理方式是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的具體載體和途徑。

　　第一，在農村治理中要堅持法治的基本治理方式。正如江必新在解讀三中全會時指出：“所謂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就是使國家治理體系制度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序化，使國家治理者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制度治理國家，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9]（P1）對此在農村治理過程中，要樹立法治觀念，健全法律法規，堅持法律宣傳教育、堅持依法治理，依法服務、依法行事，切實構建能夠實現社會安定有序、和諧而富有活力的長效體制機制，實現社會的發展、穩定、法治的有機結合。

　　第二，在農村治理中要更多地注重因勢利導，實現向變堵為疏的治理方式的轉變。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帶來農村發展的巨大變化，但當前農村各類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觀現實，需要我們客觀面對，尤為重要的是針對各種矛盾，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和方式，是堵還是疏？顯然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更多的是堵，其結果是導致矛盾的激化。對此，我們應該有清醒地認識。無論何時何地都要堅持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廣大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為革命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在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開放時期，為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發展同樣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只有牢記這一點，心系群眾、心系百姓，這樣才能取得廣大農民的信任，才能調動廣大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急群眾之所急，想群眾之所想，努力做好農民群眾的貼心人，做農民利益地維護者，為農村、農民提供滿足需要的基本公共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