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盧毅

　　抗日戰爭期間，許多海外人士通過各種途徑來到了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經過實地采訪或考察，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和解放區有了比較直觀的認識和深入的了解。在訪問期間或結束后，他們紛紛用筆忠實地寫下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觀感，具體生動地展現了中共的執政理念、執政行為、執政績效和精神面貌，從不同角度折射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真實形象。

　　一、“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

　　由于國民黨長期實施新聞封鎖，并宣傳“所謂八路軍與新四軍均抗而不戰，游而不擊”，因此海外人士到解放區后首先關注的就是中國共產黨是否真正堅持抗戰。1944年，在經過幾番力爭后，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終于成行，對延安和晉綏根據地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采訪。訪問歸來后，美聯社記者岡瑟·斯坦因立即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撰文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的擦拭著自己的眼睛。”1945年回國后，他又出版《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并在書中列出專章“中共作戰努力目擊記”，從不同方面引證了大量材料，證明中共部隊“在不斷地戰斗”。他還澄清：“從我所見到的一切證據來看，我的結論是：延安所說的中共領導的戰績，比我在重慶和西安所聽到的國民黨的戰績可靠得多。”

　　在這次采訪活動中，美國合眾社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曾經近距離觀看了晉綏軍區第八分區的一場戰斗，深受鼓舞。他在慶功會上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們親眼看到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過去有人給我們講八路軍沒有捉住俘虜，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捉住了俘虜；在過去有人給我們講這地方人民害怕并恨八路軍，現在我們看到了人民是愛護八路軍、擁護八路軍的。”回國后，福爾曼又寫出《北行漫記》一書，他這樣寫道：“從我兩月中和八路軍在敵后一起活動中所見到的事實——真的從事參加于這種堅強據點與碉堡的占領與毀壞——我才相信共產黨的說話并無夸張之處。”

　　美國記者武道是國民黨中宣部顧問，但延安之行改變了他對中共的態度。回到重慶后，他在新聞界聯席會議上坦言：他過去對八路軍共產黨是反對的，可是這次到了延安和晉西北，證明他過去的觀點是錯誤的，八路軍真是能打仗。他在為重慶《大美晚報》撰寫《我從陜北回來》一文時，從8個方面談到邊區的所見所聞，包括老百姓生活進步、人民都有選舉權、強烈的抗戰意志、言論出版自由、我看見了戰斗，等等。

　　繼中外記者團之后，美國《紐約時報》駐中國特派員艾金山也進入邊區訪問。他后來也指出：“隨共軍進入戰地的外國記者都認為中共軍隊的確竭力抗擊日寇。有許多在淪陷區跳傘降落的美國航空隊多由中共游擊隊營救出險，對中共尤為感激與贊揚。……去年三月每次日本廣播與華軍接觸，事如屬實，什九是與共軍的沖突。”

　　與此同時，美國還曾派了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和晉綏、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考察，“他們看到八路軍在前線英勇作戰、戰績輝煌，絕非國民黨所誣蔑的‘游而不擊’”。于是，他們向國內報告：“最最重要的、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共產黨軍隊，從抗日戰爭開始幾乎一無所有，在華北、華中一個很大地區里，不僅保存了下來，而且極大地增強了他們的實力，在那些地區里他們正繼續牽制著大量日軍。”今天看來，這些對中共抗戰的記錄和報道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也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毫無保留地奮戰在抗日的第一線。

　　二、“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

　　在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武器非常簡陋，卻屢屢打敗強大的日軍。其中究竟有何奧秘？這自然引起了許多海外人士的興趣。1937年11月至1938年8月，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羅斯福總統密使卡爾遜上校在兩度考察華北敵后戰場后終于發現：八路軍游擊戰是使日軍裝備優勢得不到發揮的最有效作戰方式，“八路軍深入敵人的后方發揮游擊戰爭，到處予敵人以重大威脅，這是爭取勝利的最大條件”。

　　除了游擊戰術外，八路軍的政治工作也給卡爾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這支軍隊力量的源泉在于道德灌輸”，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教育軍隊和人民了解他們為什么而戰”，并且規定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來約束部隊的行動，決不允許像舊軍閥軍隊那樣踐踏人民的權利。卡爾遜對八路軍政治工作的這種肯定，得到了其他海外人士的印證。美國記者和作家斯特朗便說：“（八路軍）軍隊同人民緊密相連，發揮著人民戰爭的作用。”美聯社記者貝爾登也寫道：“農民經常告訴我：‘八路軍就像我們的親爹娘一樣。’共產黨反過來則說：‘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是我們的爹娘。’沒有比這更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權力的性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