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系教授、博導　張鳴

　　官員不是不能謀富貴，關鍵是不能額外索取、搜刮民財

　　官員可不可以謀富貴？其實，這原本不是問題。自古以來，“千里做官只為財”，是老百姓眼里的常識。另外，“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也是百姓認可的平常道理，既然是“貨與”，那么換回富貴，就是自然的。

　　中國古代，是自詡可以白衣致卿相的國度，白衣入仕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富貴。只有朱元璋這樣的個別皇帝，才會把官員的俸祿限制在一個可憐的水平上，然后用剝皮揎草這樣殘忍的酷刑，威脅他們不貪不腐，老老實實為自己服務。結果呢，恰是明代官員的貪腐是最厲害的。皇帝不肯給，他們就利用自己的職務權力，為自己謀利。即使不刻意貪腐，僅僅靠征糧征稅方面的陋規，就可以活得很舒服。明代官員在謀取不正當富貴方面，一點都不比別的朝代遜色。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制度上的“朱元璋陷阱”。

　　當然，即使是明代，也有像海瑞這樣，以道德追求為己任，真的一介不取的官員。做縣令時，為母親過生日割二斤肉，都得掂量掂量。官做大了，布衣素食，抬著棺材給皇帝提意見，連棺材都是劣等的。但是，如果要官員都學海瑞，根本是不可能的。東林黨人，可以跟魏忠賢叫板，死都不怕，但你要讓他們學海瑞，過苦日子，他們卻不肯。一直到明朝末年，一干慷慨激昂的復社好漢，照樣在秦淮河淺斟低唱，傳出那么多跟名妓的凄婉故事。我們都知道，沒錢，這樣的日子是過不了的。

　　多少年來，盡管老百姓對于官員有抵觸情緒，無官不貪、官官相護、官逼民反這樣的說法，代代相傳，但是，老百姓其實并不認為，官員就一定不能謀富貴。他們推崇和向往的清官，倒不一定非得過苦日子、粗茶淡飯，關鍵是要斷案公平，不額外索取。戲劇形象里的包公就是個典型，出門八抬大轎，前呼后擁，反而顯得威風，這種威風，因為里面有公正廉明四個字，老百姓反而喜歡。

　　公務員是發不了大財的職業，只能謀“有節制的富貴”

　　現在我們宣傳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干部也是人，有父母兄弟姐妹，有老婆孩子；人的七情六欲，他們都有；人的弱點，當然他們也有。馬克思主義，也從不排斥個人利益，也沒有要求為公共事業服務的人，個個都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圣人。

　　但是我們在宣傳上，卻存在著某種偏向，總是強調干部不要個人利益。宣傳中的典型，都是不顧家人，一介不取，衣衫襤褸，甚至連吃飯都顧不上的形象。管仲曾經對齊桓公講過，一個不愛家人的人，是不可能愛君主的，當然，更不可能愛民眾。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所有的愛，都是由己及人的。己饑己溺，方知人饑人溺。

　　承認干部跟其他人一樣，有追求個人利益的權利，有謀取富貴的權利，是一種順理成章的事兒。做官，在某種程度上，就等于某種意義上的富貴。當然，如果還想求更大富貴，把自己變成超級富翁，就只能改行了。

　　公務員就是一種穩定、社會保障不錯、但發不了大財的職業。所以，干這個職業，所謂的富貴，也是一種有節制的富貴。

　　但是，中國從來都有官場控制和配置資源的傳統，在社會上，官員不僅地位最尊，而且權力最大。這樣的狀況，到今天也沒有根本改變。所謂大社會小政府的理想，在現今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遙遠的夢。因此，承認官員有謀取富貴的權利，在一些人看來，似乎就等于說他們可以利用職務和手中的權力來謀取富貴。所以，我們必須走這個鋼絲，既承認官員可以謀富貴，同時，又不能讓他們利用職權干這個。為此，我們的制度設計，必須讓官員能憑借收入和待遇，過上中等偏上的生活。

　　官員不是苦行僧，要使官員有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

　　人們依然一邊想要限制官員的薪水，一邊無奈地面對官員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自己謀利。把官員的工資水平降得越低，官員為自己謀利的動機就越強大。實在不行了，就把希望寄托在自上而下的反腐風暴上。顯然，這樣的風暴，治標可以，收一時之效也沒問題，但若要長治久安，顯然還是得想別的辦法。如果總是刮風暴，只能越折騰效果越差，邊際效益逐次降低。

　　首先，提高官員道德水準，進行這方面的道德教育、政治教育都是必要的，但不能把典型的塑造推向極致。只能在承認官員正當個人利益的前提下，進行一種溫和的適度教育，建構一種理性的道德環境。

　　其次，必須保證官員能有社會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有相應的榮譽和地位。因此，高薪養廉，特別的社會保障養廉，都是必要的。沒有這個保證，一味強調官員的道德，不僅不實際，而且還會導致道德上的虛假和作偽。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對官員要有一種鐵律，高壓線，就是任何人不得利用職務和權力為自己和家人謀利，自己不行，如果家人利用官員的地位聲望謀利，也視同官員自己貪腐。一旦觸碰高壓線，哪怕只是幾元錢的交易，從此將之逐出官員行列，移交司法。

　　當然，關鍵的問題是，我們即使建立起這樣的鐵律，如何才能令其真正起效，鐵面無私，對所有官員一視同仁。其實，整個世界對這樣的難題，沒有別的辦法，藥方就是兩個：一個是權力制衡，一個是開放監督。如果我們一時半會兒還不能做到讓官員跟權力有一定的間隔（比如讓他們沒有干預市場的權力），那么我們至少要讓官員在行駛權力的時候，有機構審核這個過程，把這個過程放在一個陽光下的開放空間，讓他們沒有機會貪腐。

　　多少年來，我們的祖先就設想過能不能通過修行，實現存天理滅人欲之境，但是，多少年都沒有戲。承認官員有人欲，有追求富貴的欲望，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官場道德的虛假，面上說的，跟實際做的，完全是兩回事。對官員行為的約束，事實證明，從來就不可能通過斷欲或者禁欲來實現。官員不是苦行僧，他們都是世俗世界里的人，之所以從事這個職業，除了一點公共服務的理想，肯定都有個人的種種盤算。制定干部政策，制定制度的人，不能總是裝著看不見。

　　必須承認，現在官員的聲望在墜落，他們的信譽也在墜落。但是，挽回局面的方法，不是把他們都變成苦行僧，教育成海瑞，讓他們和家人連起碼的安居樂業都實現不了。簡而言之，承認官員有謀取富貴的權利，同時加以限制，不讓權力變現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