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4周年特稿】

確立面向未來的人類政治文明的中國形態

——一論“四個全面”與中國政治發展

　　編者按 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省調研考察時提出“四個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作為引領民族復興的戰略布局，“四個全面”將對中國各方面發展都產生重大影響。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4周年之際，光明理論聯合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鄭長忠推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4周年特稿”，將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態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間關系，來把握“四個全面”對中國政治發展的作用。光明網理論頻道獨家刊發，以饗網友。

　　作者：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 鄭長忠

　　政治是人類智慧產物，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因此，一個文明體的發展，同樣也需要該文明體內的政治文明作為支撐與推動。這就意味著，如果要證明“四個全面”是引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布局，以及說明“四個全面”與中國政治發展之間內在關系的話，那么我們首先必須對政治與文明關系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與中華民族復興關系進行分析與說明。

　　（一）古典政治文明、古典文明與中華民族發展

　　政治的本質就是通過建構與運用公共權力來處理公共事務，以實現社會的秩序與發展。伴隨著人類出現，政治就出現了，同樣也伴隨著人類理性發展，政治也得以發展。國家的出現，意味著人類可以應用自身理性相對穩定來把握自身命運，人類社會也就開始從野蠻進入了文明。國家出現也標志著以公共權力為核心而形成的虛幻共同體——政治共同體誕生，從而標志著政治進入了相對成熟時期。隨后，政治形態發展以及以此發展成果為內容的政治文明，就開始與其所在共同體的整體文明發展有著高度相關性，推動著文明發展，并左右著所在文明體的興衰。

　　中華民族作為人類最早進入文明階段的文明體之一，在三皇五帝時期就出現了國家因素，到了夏朝，國家形態開始出現初步定型，成為了中國第一個早期國家 。在夏商周時期，國家制度基礎以及國家建構社會的機制，依然是以從原始社會時就出現的血緣為基礎邏輯的，形成了夏朝和商朝時期的部族分封制度與周朝時期的宗法分封制度。在這一政治文明基礎上，中華民族創造做了燦爛的古代文明成果。然而，基于血緣為基礎的古代政治建構邏輯，致命問題就在于血緣紐帶隨著社會發展與時間推進，就會出現淡薄與失效，到了春秋時期就開始出現了孔子所謂的“禮崩樂壞”現象，從而標志著這一制度失效。

　　戰國時期，一些諸侯國由于兼并導致國土增加等緣故，基于治理需要，創設了所謂以文官治理為主的郡縣制。郡縣制是基于制度與理性而非血緣與感性，由此，一方面有利于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是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在秦統一六國之后，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就成為了國家制度的基礎與國家建構社會的機制，由此中國進入了古典政治文明階段。經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意識形態構建以及隋唐科舉制度的實施，中國古典政治文明實現了有機化。到了唐朝，中國古典文明也進入了鼎盛時期。

　　隨著古典政治文明的成熟與古典文明的鼎盛，作為文明體的中華民族也進入了古典時期的最為輝煌時期。然而，過了成熟時期，不論是古典政治文明，還是整體的古典文明都開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清時期，古典政治文明日益走向了僵化，古典文明也進入了發展的相對停滯期。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不論是古代還是古典，政治文明的發展與僵化，與文明的發展與停滯之間有著高度相關性，也對中華民族的發展與衰弱產生著整體性的影響。誠然這些關系之間的有著復雜的機制，但是整體來說是成立。

　　（二）嵌入現代政治文明以構建現代文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明邏輯

　　雖然，古典政治文明到了后期已經走向僵化，古典文明也出現了停滯，但是，在相對封閉的條件下，中國在長期歷史中也都只是出現“改朝換代”現象，而無出現嚴重的制度更迭，即使有所謂“外族”入侵，但是也很快被中華民族的文化與文明所同化。古典政治文明、古典文明與中華民族都整體性地呈現出所謂“超穩定”特征。如果沒有其他特殊力量沖擊，也許這種“超穩定”特征，還將長期存在下去，然而，鴉片戰爭爆發卻打破了這一循環。

　　鴉片戰爭之所以會導致上述“超穩定”特征得以終結，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鴉片戰爭實際上是標志著現代化浪潮對中華民族的沖擊，一方面使傳統中國相對封閉的環境被打破，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新的現代文明以一種十分殘暴方式對傳統古典文明的破壞， 從而使中國自身傳統發展邏輯由此而被終止。不過，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一現象也說明了，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下，傳統古典文明形態開始崩潰，從而導致其文明體的中華民族也因此走向了衰弱，而中華民族要能夠走出困境，就必須通過發展現代文明，才有可能實現重新的復興。而要整體發展現代文明，首先必須推動現代政治文明形態建立與生成，后來中國歷史發展的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關系判斷。

　　在回應現代化浪潮沖擊過程中，清王朝推動了“洋務運動”，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在傳統政治體制阻礙下，依然處處被動，為此清王朝實施了“戊戌變法”，希望通過改革發展具有現代特征的政治形態，以服務現代文明發展。然而，“戊戌變法”還是以失敗告終，這就意味著從傳統的古典政治文明形態與古典文明形態中直接生成現代政治文明與現代文明的路徑，在中國無法實現。于是，辛亥革命就爆發了。

　　辛亥革命之后，建構現代政治形態成為了中華民族建立現代文明基礎與前提。為此，通過模仿，直接移植西方式議會制度，就成為了辛亥革命后政治建設的第一次嘗試。然而，袁世凱摘取了革命成果，說明了現代政治形態在中國建立并非通過移植就能解決。現代化建設、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對社會組織化有著內在訴求，與傳統小農社會的“一盤散沙”特征之間存在著內在矛盾，為此，需求一種組織化力量就成為了現代政治形態建立的一個工具性前提。

　　在清王朝覆滅后，唯一能夠具有組織化的力量就是軍隊，這就是為什么袁世凱能夠摘取革命果實的原因。然而，這時軍隊卻具有很強“私兵制”特征 ，袁世凱去世后，很快就陷入了軍閥割據，這就意味著單純以軍隊力量建構現代政治形態道路是行不通的。由此，兼具現代性與組織化雙重特征的以中國國民黨為代表的政黨就登上了中國歷史舞臺。通過政黨領導人民駕馭軍隊來建立現代國家的路徑，就由中國國民黨率先在中國開啟。

　　然而，自身組織化不足、腐敗無能與脫離民眾等原因，導致中國國民黨無法完成在中國建立現代政治文明，并帶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這一使命最終歷史性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身上。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并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形態，推動了現代化建設與發展，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務不斷獲得階段性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