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生態文明建設、福利趕超、地方政府公司化、傳統村落保護、糧食安全保障、互聯網金融安全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志青：建設生態文明要算“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
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志青指出，如何真正地從政治高度來認識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關鍵在于要清醒地把握大局，這個大局就是，建設生態文明算的絕不僅僅是“經濟賬”，更要算“政治賬”。
放在歷史長河里，國家社會根本不需要在建設生態文明上算這筆“經濟賬”，其實我們也算不起這筆“經濟賬”--毀壞了生態環境，是要做歷史罪人的。無論哪個時代，保護生態環境，建設生態文明都只可能是“政治賬”。表面上看，西方的生態環境保護算的好像是“經濟賬”，既有理論支撐，又有現實案例，因此有很大迷惑性。但實質上，西方國家在生態環境保護問題上一直就算的是“政治賬”。
摘編自《文匯報》
【鄭秉文：經濟上升時期要注意防止福利趕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撰文指出，對社會保障制度而言，改革是永恒的話題，改革每時每刻都在發生。一部社會保障制度史，就是一部社會保障改革史。在不斷改革試錯的歷史過程中，許多國家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經驗教訓同樣值得注意和反思。
經濟上升時期要注意防止福利趕超。社會保障存在的發展周期決定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情況，一類是處于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后來者，它們大多處于制度建設期和成長期；一類是作為先行者，正處于制度調整和改革的“福利減肥”期，這是一個艱難的歷史時期。在反思其社會保障歷史進程時，它們或多或少都曾出現過類似的經驗教訓，即在經濟發展處于上升時期待遇水平發展較快，有些國家甚至出現福利趕超，它們當時沒有意識到經濟增長進入穩態后的福利剛性問題，也沒有意識到政治家為競選的需要而作出的過多承諾和大包大攬迎合了選民的民粹主義，實則超越了經濟發展水平。
摘編自《求是》
【宋曉梧：地方政府公司化之路已到盡頭】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會長宋曉梧表示，“地方政府公司化”是較長時期以來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逐漸形成的一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行為模式。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地方政府之間的公司式競爭越來越激烈，商業化味道也日趨濃厚。從經濟維度來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演進受財政、土地、金融、貿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時至今日，地方政府競爭引發了諸多嚴重問題。首先，地方政府競爭加劇了產能過剩；其次，地方政府競爭使得生態環境惡化。除此之外，地方政府競爭還割裂了全國統一市場，扭曲了城鎮化進程，成為腐敗的溫床，引發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決的嚴重問題。
中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增長模式，發展到今天，已經不可持續，必須下決心加以扭轉，這需要從行政體制、財稅體制、外貿體制、土地制度、分配制度、價格機制以及社會管理等多方面綜合入手，正確界定政府職能：首先，建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其次，明確劃分各級政府事權財權；第三，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第四，大力發展和規范社會組織；第五，加快實施政社分開，突破社會組織雙重管理體制；第六，增強社會組織自身活力；第七，加強對社會組織的監管。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
【胡彬彬：現行土地法、文物保護法與傳統村落保護之間存在矛盾】中南大學中國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考察組（執筆人：胡彬彬、吳燦、李紅、楊帆、王安安）表示，今天，傳統村落保護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土地毒化，導致新“空心村”出現。伴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村土地不斷遭到各種污染源的傷害，土地污染現狀嚴峻；現行土地法、文物保護法與傳統村落保護之間存在矛盾。現行土地法、文物保護法與傳統村落保護之間的矛盾根源在于，我國現行農村土地政策、農村民居權屬政策與傳統村落及其文化保護的需求不相適應。大部分受保護的傳統村落需要修繕，但這些村落中的建筑及文物均屬國家財產，在村落未納入保護范圍之前，原住民有權對其進行修繕；一旦這些村落被納入保護單位，村民就不再具有修繕權。與此同時，因資金匱乏，很多地方政府無力對受保護的傳統村落進行修復。這就導致受保護的傳統村落建筑反而日漸殘損，直到坍塌，而原住民的民生問題也得不到妥善解決。傳統村落保護陷入“掛牌保護”與實際保護相脫節的困局。此類現象較為普遍，如不及時調整政策，出臺可行的保護措施，可能會出現傳統村落越“保”越少、消亡更快的狀況。
摘編自《光明日報》
【周竹君、張正河：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與挑戰】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周竹君、張正河認為，隨著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今后我國糧食安全保障將面臨更加復雜的形勢與挑戰。從糧食消費需求看，一是城鎮人口規模的持續擴大，糧食消費總量日益增長，糧食供需缺口矛盾將更加突出；二是居民收入增長、生活水平的提高，將促進糧食消費與食物結構的轉型升級，使糧食供需品種結構矛盾更加明顯；三是城鎮人口集聚背景下糧食消費需求的高集中度，對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事件的糧食供給應急保障能力建設提出更高要求。而從糧食生產看，雖然我國糧食生產實現了“十一連增”，但在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進程中，隨著農業發展進入新階段，今后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正在受到挑戰：一方面，國內農業生產仍將處于成本上升通道，糧食生產比較效益持續走低，糧食生產成本“地板”不斷抬高，糧價“天花板”約束日益顯著，今后保持和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另一方面，隨著城鎮化的深入發展，今后耕地、水資源更趨緊張、糧食生產資源環境“緊箍咒”將更加嚴酷，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挑戰將更加嚴峻。
因此，必須更加注重強化糧食安全保障能力建設，建設新型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千方百計解決好事關十三億人口的吃飯問題，這既是我國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也是今后在國際國內復雜局勢下掌控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國家安全大局的基礎。
摘編自《經濟日報》
【王濤、馮偉：移動互聯網金融安全風險“因由非一”】
工業和信息化部賽迪智庫王濤、馮偉指出，移動互聯網金融安全風險“因由非一”：（一）移動終端不可靠。互聯網金融交易大多采取短信驗證碼進行身份校驗，移動終端是金融交易身份驗證的關鍵環節之一。然而，在移動互聯網金融環境中，移動終端集交易和身份驗證兩種功能于一身，“不可靠”的移動終端極有可能給移動互聯網金融帶來巨大的安全風險；（二）移動應用不可信。為了搶占移動終端入口，各方不遺余力地推廣帶有支付、交易等功能的移動應用，比如，各大銀行都推出了掌上銀行，微博、微信等社交應用也添加了移動支付功能等。然而，這些“不可信”的移動應用正成為泄露用戶信息、破壞交易安全的重大威脅；（三）關鍵技術不可控。在移動互聯網金融安全涉及的許多核心技術上，我國缺乏安全可控能力，“不可控”的關鍵技術導致我國移動互聯網金融存在安全受制于人的風險；（四）用戶行為不可測。大量用戶的終端安全和金融安全意識較差，在應用安裝、金融交易等方面缺乏必要的警惕性，“不可測”的用戶行為也嚴重威脅著移動互聯網金融安全。據CNNIC統計，我國移動互聯網用戶安全軟件的安裝率低于半數。此外，輕信詐騙短信，使用公共WiFi進行網上交易，在不規范的應用商店下載應用，對應用的開發者、來源等不加驗證，不注意應用權限要求等情況突出。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