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特稿：“四個全面”專家系列談九】

　　作者：國家行政學院 劉東超

　　摘編：面對今天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局勢，在總結三十余年改革開放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的治國理政的方法系統，“四個全面”的表述反映了一系統繼往開來的特征。

　　“四個全面”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重大戰略布局和戰略思想，是新一屆黨中央在治國方略上開拓提升出的新版本，反映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成就和新境界。其理念、框架、具體安排和主攻方向展現了我們黨在治國理政方面的新型方法特征。

　　一、整體協同的系統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反映的是國家治理的四個不同方面和不同環節。但是，它們構成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兩個層面的系統性。在第一個層面上，這四個方面中任一方面都是一個整體系統，都由不同要素和部分組成，各個部分之間都有機關聯和互相影響，都需要統籌兼顧地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第二層面上，這四個方面也構成一個整體系統，也需要整體協同地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有學者指出它們之間是目標、手段、保障、主體四大要素的關系，四者缺一不可，其運作必須互相配合、共同推進。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更好統籌社會力量、平衡社會利益、調節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使我國社會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勃勃又井然有序，實現經濟發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公正、生態良好。這里講的實際上就是國家治理的這種整體協同的系統性。

　　二、遠近結合的制度設計

　　“四個全面”最為重要的內在筋骨在于制度。僅從表述就可看出，其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主體內容都是制度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又提出：到二0二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這兩次全會的決議清晰說明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的主體目標和著重點是制度建設。實際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從嚴治黨也包括大量制度建設內容。“四個全面”中的制度建設既是為“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的實現提供保障，也是為更為久遠的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提供可依賴的路徑。也可以這樣理解，當前工作中的一些政策、手段、方法、措施可能隨著時間的演進、條件的變化而取消或放棄，但制度建設卻既有當前的現實功能，也具有極為長遠的未來意義，因而是更為根本和深層的工作。

　　三、互相滲透的設計安排

　　作為一種戰略安排，“四個全面”必須顧及長遠和當前、整體和局部、理論和實踐等多種社會層面，這就要求其設計必須充分考慮其內在的關聯和深層的邏輯。結合中央的各種文獻和習近平的多次論述來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近期目標和愿景，全面深化改革是手段和方法，全面依法治國是途徑和保障，全面從嚴治黨是領導主體的建設。這四個方面互相配合互相滲透，在實際工作中既融為一體，又各有偏重。比如，全面從嚴治黨中當然包括深化改革的內容，黨的紀律檢查體制的變化就是一種典型的改革。再比如，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的重要目的就是服務于小康社會的建設，人民福祉畢竟是所有工作的指向。從總體上看，“四個全面”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螺旋遞進，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的動態體系。

　　四、基于實踐的主動創新

　　毫無疑問，“四個全面”的提出基于當前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是對這一實踐的政治總結和理論升華。這充分表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形勢下主動創新的態勢和動能，體現了新一屆黨中央不墨守成規、勇于開拓、善于創造的勇氣和能力。“四個全面”的每個方面都是我們黨主動承擔歷史責任、尋求全面解決社會難題的探索。基于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對各級黨委、各個部門和領導干部提出了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要求。比如講到“從嚴治黨”時他說，這是全黨的共同任務，需要大氣候，也需要小氣候。各級黨組織要主動思考、主動作為，通過營造良好小氣候促進大氣候進一步形成。也就是要求各級黨組織通過發揮自己工作的主動性為從嚴治黨做出貢獻。

　　基于所處的社會歷史條件，每一個執政黨都具有自己治理國家的方法體系。面對今天錯綜復雜的國內國際局勢，在總結三十余年改革開放經驗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形成了自己的治國理政的方法系統，“四個全面”的表述反映了一系統繼往開來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