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取消農業稅前，基層干部最重要也最難做的工作是向農民收取稅費。面對數量龐大、分散且剩余很少的農戶，基層干部向農民收稅費難度很大，加之不同農戶的情況不同，遇有天災人禍的情況也不少，有農戶是真正困難戶，交不起稅費，還有農戶是釘子戶，不愿交，無論哪種情況，在上級收取稅費硬任務的壓力下面，基層容易出現暴力收稅的情況，并由此引發惡性事件。到取消農業稅前，因為收取稅費越來越難，惡性事件層出不窮，農村干群關系大為緊張，“基層干部無好人”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印象。最終在2001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并于2006年徹底取消了農業稅。

　　取消農業稅后，不再向農民收稅費了，之前惡名在外的基層干部當然也就沒有什么作用了，國家在稅費改革以后進行鄉村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其中核心就是弱化基層干部權力，以防止基層干部利用手中權力作惡。一方面是大幅度精簡機構，減少鄉村干部，一方面，各種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盡可能不經由鄉村組織，而直接“一卡通”發給農戶，以免被層層截流。對于基層干部來說，取消農業稅前，為了從農民那里收取稅費，基層干部必須直面每一戶農戶，從而也就要直面農戶在生產生活中遇到各種困難問題矛盾，并不得不想辦法回應這些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這個意義上講，取消農業稅前，基層干部與農民是“打成一片”的，無論出于主動還是被動，基層干部對農民的需求是極為了解的，也是積極回應的。取消農業稅后，基層干部不再要向農民收取稅費，國家也不信任基層干部，基層干部因此樂得清閑：反正不找農民收稅，無求于農民，農民有什么生產生活的困難也與基層干部沒有關系。基層干部因此缺少回應農民在生產生活中的問題的積極性與動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國家政策不允許調整土地，雖然99%的農民有強烈的通過調整土地來方便耕作的需要，基層干部卻愿意無視農民的需要，因為調整土地的過程一定會有很多麻煩、矛盾，甚至可能有人上訪，而且政策還規定不允許調整。基層干部因此應付了之，以國家政策的大話語對付農民的需要。

　　中國有60多萬個行政村，農村情況千差萬別，不同地區農村的農民生產生活困難、問題、矛盾完全不同，無論如何，國家無力面對60多萬個行政村中的2億多農戶極其復雜多樣的需求，不可能直接為他們提供恰切的服務。離開強有力的基層組織，國家即使拔很多錢下來也解決不了農民的問題。相反，在村莊范圍內，基層組織直接面對農民，十分清楚農戶生產生活的需求，問題是，當前國家不信任基層干部，基層干部也沒有動力回應農民需要，何況現在基層干部動輒得咎，害怕出事，尤其是害怕上訪，基層干部為何會自討苦吃！

　　在這種背景下，山東一些行政村中竟然仍有相當部分村干部積極組織農戶為適應生產技術條件進步和人地分離實際進行土地調整，以回應村社絕大多數農戶強烈的生產性需求，這樣的村社組織，當然就是好的有戰斗力的村莊組織，這樣的村社干部也就是負責任的基層干部，這樣的基層治理也當然是好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