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新的人口紅利是 “消費和服務紅利”。“傳統的人口紅利”的典型特點是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下降，在此人口結構變動下帶動了投資率的提高，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人口結構轉變帶來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下降，會造成人口紅利的減弱，帶來投資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則相應帶來消費率和服務需求的提高。這種消費和服務的增加，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現為養老、護理等等社會的負擔，或者是對非勞動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會開支，但這些包括了各種服務和消費的消費率提高，也有可能構成人口紅利減弱以后的新的發展動力。這也意味著一個推論，如果消費和服務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快于投資率下降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樣的“傳統人口紅利”的減弱也就能夠被增加著的“消費和服務紅利”所替代。同時，這樣的增加著的“消費人口紅利”本身意味著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種以服務為導向的、以福利幸福為追求的經濟社會模式，避免了過分重視GDP對發展本質的扭曲，和對民生幸福的不利影響。

　　第三種新的人口紅利是“老年人口紅利”。這樣的想法可能被認為是豈有此理和天方夜譚，因為老齡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廣泛討論的人口紅利的減弱和社會負擔提高的原因。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延長和健康預期壽命在延長，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著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和老年人力資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快于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下降，總體上由于“傳統人口紅利”減弱所帶來的生產能力損失就能夠被生產性老齡社會帶來的經濟社會貢獻增加所替代。其實，無論采取什么樣的人口政策，老齡化的總體趨勢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齡化過程客觀上不是一個悲觀的現象，其實際上意味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預期壽命的提高正是人類自身的發展能力、人類自身生命成長的表現。因此，在充分認識老齡化過程對于經濟社會確實帶來諸多挑戰和不利影響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有另一種顛倒過來的思路。就是生產性老齡社會建設本身就是蘊含著解決“老齡化”挑戰的對策思路，并為開辟新的人口紅利提供可能。

　　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對未來國家發展帶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紅利”，則可能孕育出新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模式，并可能有著更大的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但是特別應該強調的是，這樣的新人口紅利和1960年代出現的人口紅利一樣，并不必然地就會實現。如果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適應未來人口變動和結構性轉變，人口紅利減弱才真正對國家長遠發展帶來威脅。要實現這些新的人口紅利，要求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實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創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盡快向創新經濟轉變、盡快向消費服務經濟轉變、盡快向生產性老齡化社會轉變。要加快轉變的速度，才能夠適應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快速轉變，適應傳統人口紅利的下降，在這樣過程中的人力資本紅利、消費和服務紅利和老年人口紅利才可能內嵌成為經濟社會成長的積極力量。

　　因此傳統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未必是悲觀的結果。國家發展面臨重要的人口結構轉變時期，也必然要求面臨重要的發展模式轉型和制度變革，才能在人口結構轉變的轉型中孕育出更加強大的經濟社會發展動力。在人口結構轉變和人口紅利消失的過程中進行刻舟求劍式的人口和發展政策實際上是并不現實的，需要做好準備向一個人口結構性轉變過程中的新的經濟社會形態加快轉型，以及向著更遠的未來不斷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