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　任 遠

　　“人口紅利”在最近十多年來被廣泛地加以討論。人口紅利從人口結構性變化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以及論述未來人口變動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挑戰。這些討論對于理解國家發展和預判未來趨勢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過分強調人口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或者對未來國家發展帶來威脅，也容易陷入“人口決定論”的錯誤認識。

　　實際上，從人口結構轉變來看，我國196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了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逐步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的下降，但也只是到了1970年代末期以后“人口紅利”才真正開始實現。在1960年代的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紅利”不僅沒有有效地推動經濟增長，而且實際上由于過分重視重工業和不能充分解決城市就業，使得大規模勞動力人口的“紅利”還表現為城市就業的風險，并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來解釋1960年代后期 “上山下鄉”的出現。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從東部沿海地區開始的資本投資和工業化發展，才使得人口結構變動的“人口紅利”推動經濟增長成為現實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說，“人口紅利”確實對經濟增長、對投資率的提高有積極作用，但與其強調“人口紅利”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不如說是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改革開放的制度變動，才是1980年代經濟奇跡的真實力量。

　　從這個角度來歷史地分析“人口紅利”和國家發展關系的目的在于說明，人口結構性轉變的“紅利”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是一種潛在性的影響，這樣的“潛在性的紅利”需要通過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教育的發展、通過制度改革，才能夠轉化成為現實的人口紅利。

　　同樣，當前我們確實面臨著國家人口結構變化帶來“人口紅利”減弱或者逐步消失的挑戰。我們看到勞動適齡人口的比重從2011年開始已經下降，而勞動適齡人口總量從2012年開始也已經下降，老齡化的速度在加快，社會撫養系數也開始轉頭向上不斷提高。人口紅利減弱對于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是值得警惕的，但如果我們意識到人口結構性變化對于經濟社會發展并不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可能也不必要對于人口紅利的逐步減弱而驚慌失措。

　　實際上與其考慮如何避免“人口紅利”的消失，還不如深入思考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進行新的調整，從而應對人口變動和人口結構的轉變，反而能夠開辟出適應未來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新的發展機遇。“傳統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帶來發展的挑戰，但也同時創造出一些新的發展機遇，或者可以說是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第一種新的人口紅利是“人力資本紅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動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帶來預期壽命的提高和健康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壽命的延長，共同增加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資本替代勞動力數量得以可能。只要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勞動力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紅利消失”就可以轉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所替代，并創造出新的發展動力。這也就要求以勞動力為依托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轉變成為以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轉變成為更加依賴人才、更加依賴知識技術、更加依賴健康促進的發展模式，通過人力資本的不斷投資和充分利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單位勞動者能夠創造出更大的物質和社會財富，這樣的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新紅利就能夠延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促進“人力資本紅利”發揮作用，才能真正落實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使創新驅動的經濟社會發展得以實現。因此，在人口結構性轉變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實際上有可能替代“傳統的人口紅利”的下降，并構造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發展的新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