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現代財政制度、新生代農民工的困境、新型城鎮化、銀行私有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 【張宇：政府和市場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政治經濟學評論》主編張宇認為，從微觀個體的角度看，政府與市場似乎是對立的，政府管得越少越好。但若從宏觀社會的角度看，就會發現，政府與市場并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的落后和不成熟，不僅表現在市場作用比較弱，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秩序混亂，價格信號扭曲等，也表現在政府的作用比較弱，政府無能，法制松弛，腐敗盛行等，這樣的市場經濟必然是缺乏效率的。總的來說，即使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早已超出“守夜人”的范圍，廣泛介入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政府的強弱已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國際地位和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大市場、小政府”的自由主義理想早已成為歷史遺跡。
摘編自《紅旗文摘》詳細
【石亞軍、施正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推進現代政府治理】
中國政法大學黨委書記，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石亞軍與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施正文共同指出：財政是庶政之母，是政府治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支柱。推進財稅領域突破性改革，加快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是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和關鍵性舉措。 一、深化公共財政改革，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提高服務型政府的現代治理能力。“公共性”作為現代財政制度中公共財政的核心特征，要求財政改革應著眼于滿足社會公共需要，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經濟穩定增長。二、建立現代預算管理制度，有效規范政府行為，提高責任政府的現代治理能力。現代財政制度是責任財政，要求政府通過加強預算管理，使財務和事務在政府有效履行職能中自始至終實現無縫隙對接，切實對公共資金的每一分效益負起“錢有所值”的行政責任。三、建立現代稅收制度，促進公平競爭和分配正義，提高調控政府的現代治理能力。稅收優惠是進行稅收調節的重要工具，但現行稅收優惠特別是區域性優惠政策過多，有些地方執法不嚴或出臺“土政策”，制造稅收政策“洼地”，嚴重影響國家稅制規范和市場公平。四、深化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構建合理規范的政府間關系，提高合力政府的現代治理能力。未來財稅體制改革應當按照事權與財權相匹配(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原則，繼續深化分稅制改革。應當選擇均權型財政分權模式，解決集權與分權的難題;選擇非對稱型財政分權模式，解決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問題;選擇法治化財政分權模式，解決財政民主和財政法治問題。五、推進法治財政建設，加快財稅立法步伐，提高法治政府的現代治理能力。完善財稅執法體制，特別是國稅、地稅征管體制。完善行政執法程序，規范執法自由裁量權。暢通財稅救濟機制，探索財稅法院的設置，切實保護財稅相對人合法權益。
摘編自《中國行政管理》詳細
【李煜、朱妍：緩解新生代農民工“雙重脫嵌”困境】
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李煜、朱妍指出，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面臨“雙重脫嵌”的困境：既游離于制度性權力結構和福利保障體系（即“制度脫嵌”），也在客觀紐帶和主觀認同上脫離傳統鄉土中國（即“傳統脫嵌”）。對老一代農民工來說，傳統紐帶的存在降低了其對城鎮制度保障的各種要求；而當新生代脫嵌于傳統時，“制度脫嵌”的負面效應會相應被放大，他們對城鎮排斥性制度的忍耐力在一定程度上也會降低。因此，改變新生代農民工所面臨的“雙重脫嵌”困境，一方面要保障其勞動權益和政治權利，另一方面則要保護傳統關系網絡，并通過降低流動人口對遷入地的心理疏離來促進其就地適應。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英卓華: 中國新型城鎮化應有6個優先領域】
世界銀行集團常務副行長英卓華認為，高效、包容和可持續的新型城鎮化，不是僅僅關乎磚瓦砂漿，而是要在戰略中突出以人為核心。中國的新型城鎮化應有6個優先領域。第一，土地管理是當務之急。對地方政府征收農村土地用于公共用途必須加以限制。實現農村土地的高效公平利用和用途轉換，按照公平的價值給予補償。第二，促進具備技能的勞動者自由流動，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盡量消除勞動力在城鄉之間與城市之間流動的障礙。第三，將城市融資建立在更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同時建立有效約束地方政府的財政紀律。未來可能需要通過逐步設置不動產稅和提高城市服務價格，擴大地方財政收入基礎。此外，地方政府可以在中央政府規定的框架內直接舉債。第四，城市規劃和設計至關重要。鼓勵土地密集型工業企業向二、三線城市轉移。在城市內部實現更密集和更高效的開發。加強主城區與外圍地區的連接，加強城市之間的協調。第五，遏制和扭轉環境退化趨勢。中國多年來開展了許多緩解污染和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技術解決方案試點，可以擴大規模。第六，改善地方政府治理。調整地方官員的績效評估體系，對城鎮化成功與否給予更大的權重和激勵。
摘編自《人民日報》詳細
【魏加寧：“銀行私有化陷阱”的命題是錯誤的】
長江商學院教授、西南財經大學博士生導師魏加寧指出：一些人反對私人資本辦民營銀行，最大的理由是擔心這些私人資本辦民營銀行會出現所謂的“關聯交易”。其實，最大的關聯交易是我們的“國有銀行”——各級政府通過出資控股各類商業銀行，包括全國性的商業銀行和城商行，通過控制任免這些商業銀行的高管，指令這些銀行把資金貸給各級政府的項目，貸給政府的平臺，最后形成“國有的壞賬”。反對銀行私有化（其實我們更愿意使用“民營化”的提法）的另一個理由是說，銀行是命脈行業，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行業，是特殊行業，所以不能夠私有化，必須掌握在國有資本手里。但是，我們為什么要發展私人資本呢？因為國有資本效率不高。那么，把效率不高的國有資本統統收縮到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重點領域和重點行業的話，我們的國民經濟究竟是更安全了，還是更不安全了？這就好比一個人，身體非常魁偉，但是關鍵部位——心血管效率不高，堵塞了，你說這個人能夠成為好的運動員嗎？這個人能夠更安全嗎？
總而言之，如果說“銀行私有化的陷阱”指的是政策性銀行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指商業銀行就有問題了。這種所謂的“銀行私有化陷阱”的提法本身其實才是真正的陷阱——它有可能使中國剛剛起步的銀行業改革又一次緊急剎車，進而導致中國的資本錯配——國有資本干私人資本該干的事情，私有資本干國有資本該干的事情。最終導致商業銀行的效率低下，經濟停滯不前，通貨膨脹嚴重，甚至爆發銀行危機。
摘編自《上海證券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