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制度績效、養老保險、反腐倡廉、城鎮化、安倍經濟學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程麗輝：讓城市更“城市”，農村更“農村”】
西安市社科院經濟所程麗輝認為，雖然目前我國城鎮化率已達53.7%，但真正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比例卻只有約36%，這個差距的背后隱藏的是兩億多生活在城鎮里的農民工沒有城鎮戶口、享受不到城鎮居民待遇和城市發展成果的現實。大量的農民工實現了地域轉移、職業轉換，卻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的轉變，“就業在城市，戶籍在農村；自己在城市，家屬在農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農村”的“半城鎮化”現象，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造成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基于以上認識，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滿足人的全面發展的需要、不斷增進人的幸福感，其發展過程不應該拘泥于城市好還是農村好，大城市優先還是小城鎮優先的問題，這本是一個矛盾的兩個方面，互為統一體。新型城鎮化真正的重點是如何消除城鄉二元結構、整體提高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使城市更像城市，農村更像農村，使人們無論生活在哪里都能安居樂業。
摘編自《西安日報》詳細
【鄭功成：養老保險：改革就是要去掉“身份標識”】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指出，多年以來的各種社會調查活動，給我的一個深切感受，就是現實生活中的人是被分成三六九等的，如市民與農民、城鎮勞動者與農民工、正式工與勞務派遣工、機關事業單位職工與企業職工等。隱藏在這種身份標識差別背后的，就是包括養老保險在內的各種民生制度分割所帶來的權益不平等與利益差異。比如，市民比農民的福利項目要多，社會保障水平要高；城鎮職工能夠享受相應的社會保險及福利，農民工迄今仍未實現與城鎮勞動者的同工同酬；正式工可以享受法定的各種社會保險待遇與職業福利，勞務派遣工卻成了用工單位規避承擔福利義務的犧牲品等。導致這種身份與福利權益差異的根本原因，是計劃經濟遺留的城鄉分割、分治格局。
摘編自《光明日報》詳細
【謝寶富：談所謂“官不聊生”現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謝寶富認為,“官不聊生”從“民不聊生”延伸而來，直接的意思當然是官員無法營生，但漢語的魅力常是“意在言外”，同樣一個字、詞在不同的語境里往往會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很顯然，被輿論所樂道的“官不聊生”，并不是指中國整個官僚系統都因新一屆政府的反腐敗和作風建設舉措而人人自危，無以為生，而主要是指那些貪腐的官員尤其是那些貪腐并已露出些許馬腳的官員，在黨和政府的反腐重拳之下開始憂心忡忡，寢食難安。“官不聊生”應是對該現象的概括性表述，帶有某種突出、強調的蘊含。因此，說“官不聊生”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是官員群體“矯情”的表現，似有未仔細把玩“官不聊生”的真味之嫌。而“官不聊生”之所以能成為“貪官無以聊生”現象的概括性表述，且能為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也揭示了官僚系統內貪腐現象為社會大眾所厭惡和反感。
不過，在時下的語境里，將“官不聊生”僅僅視同“貪官無以聊生”、“貪官不能貪了”是不全面甚至是不準確的，因為“官不聊生”除了有此蘊含之外，還更被官員甚至社會大眾越來越多地賦予了“為官不易”的感慨。對該類感慨應予理性分析、分類對待，并非所有“為官不易”的感慨都越多越好，并非一切“官不好當”的感嘆都應被輿論所熱捧。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楊雪冬：如何描述一種制度的有效性】
中央編譯局戰略研究部副主任楊雪冬指出，如何描述一種制度的有效性呢？可以用制度績效來描述。制度績效集中體現了制度運行的結果，它是制度運行取得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效果，集中體現為人們物質精神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從制度作為一個系統的視角，可以將衡量制度績效的標準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制度產出標準，即制度能夠提供滿足社會成員基本需要的產品，包括秩序、基本公共品和集體行動；第二類是制度輸入標準，即社會成員對于制度的態度、要求及其表達，可概括為對制度的承認和參與；第三類是制度改進標準，即制度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完善的能力，可以分為自我調整和自我糾錯兩個層次。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張季風:“安倍經濟學”為什么失靈】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張季風認為,安倍經濟學”失靈的原因是多方面:
首先是”安倍經濟學”自身存在許多缺陷。“安倍經濟學”并不是廣泛征求意見、經過專家充分論證和認真研究的經濟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安倍上臺總要干點什么，新官上任三把火，更多的是出于政治需要而提出的應急性政策。其核心無非就是超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就是短期政策，對長期結構性問題不起作用，取得短期效果后自然要失靈。
第二，安倍上臺后并沒有把主要精力放在發展經濟方面。眾所周知，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特別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東日本大地震的強烈沖擊，使本來就舉步維艱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安倍上臺后理應將恢復經濟和處理福島核電站事故放在首位。然而，他卻逆歷史潮流而動，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而且對其經濟發展有害的行動。特別是在領土問題、歷史問題上不斷地刺激與挑釁中國，使中日關系跌入邦交正常化以來的最低點，導致中日經濟關系嚴重受損。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