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教育、國際關系、傳播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熊丙奇:招考分離才是改革的出路】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 只有打破集中錄取制度,高考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這就要按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到的高考改革思路,推進考試、招生相對分離,離開了招考分離,高考科目改革、分值改革,都沒有多大實質價值,我國過去10多年的高考改革實踐已充分證明,招考分離才是改革的出路。
因此,建議高考改革,應該以招考分離為原則來設計具體的方案,如果落實這一原則,根本無需地方出臺自己的方案,同時,科目改革、分值調整,也不是政府部門的事,而是考試機構和招生機構的事——大學會根據自身的辦學定位,提出招生要求,明確考生要提交哪些成績、材料,而社會考試機構則根據大學的招生要求,提供考試評價服務,有統一的知識能力測試,也有學科水平測試,學生可根據自己選擇申請的學校要求,自主選擇參加哪些測試,這樣的考試和招生,才能讓基礎教育真正擺脫應試教育。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詳細
【喻國明:互聯網帶來社會規則和運作方式的深刻改變】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國家二級教授,中國傳媒經濟與管理研究會會長喻國明指出,互聯網的核心邏輯是什么?我認為就是“互聯互通”。這看上去是一種同義重復的說法,其實是具有關鍵性的把握意義的。我們今天反過來看互聯網給我們帶來的種種變化,其實都是因為它的“互聯互通”所造成的。在傳統社會被閑置、被輕視、被忽略的“一盤散沙式”的各種資源和相關要素由于互聯網的“互聯互通”而被激活,成為種種現在和未來社會可以創建的新的價值、新的力量和新的社會結構,并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社會規則和運作方式的深刻改變。
摘編自《解放日報》詳細
【秦富:警惕農村土地流轉試點改革提速的潛在風險】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經所所長秦富表示,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在落實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基礎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四川省試點承包土地經營權向金融機構抵押融資就是對上述“三權分離”改革的一項重大實踐。
秦富說,對接受貸款的農民來說,抵押給金融機構的僅僅是農村土地的經營收益,無論如何不會失去對土地的承包權力。對金融機構來說,以往多數的抵押物都是有形的,與之不同的是,土地的經營權是無形的,而土地上的作物則又是有形的,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抵押物形態。從監管層面上來說,“一行三會”對這種新型業務是持積極鼓勵態度的。對于農地抵押貸款的風險問題,秦富表示,和其他任何抵押貸款相同,農地經營權抵押依然存在償還風險,但這種風險的形式卻又大不相同。農產品除了市場風險,還存在自然災害的風險。
摘編自《經濟參考報》詳細
【季曉南:怎樣加強外部監管 提高國企效率?】
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認為,近年來發生的集團領導腐敗案幾乎都是通過外部監管發現的,畢竟下級監督上級沒膽、同級監督同級太弱、上級監督下級太遠。企業內部的紀檢組長很難去真正調查自己的董事長和黨組書記。所以我認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來看,加強外部監管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國企監管效率。
除此之外,我認為國有企業實行混合所有制經濟以后,也會對抑制內部腐敗起到一定的作用,至少新進入的其他資本都在盯著高管的一舉一動,不會讓他們輕易地把錢弄走。
摘編自《中國經濟周刊》詳細
【翟昌民:國外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解讀】
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翟昌民指出,理論范式的不同,國外學者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性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具有各種不同的認識和評價。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研究范式來解讀,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在中國社會主義問題上的具體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政治體制改革體現的是實事求是的思想原則。國外學者基本上還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對中國問題進行分析和研究的,其中一些學者還以一種創新的精神對待馬克思主義,這對我們具有極大的啟示作用。而我們也不難看出,那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持否定觀點的認識,是緣自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機械理解。誠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理論和實踐上與傳統社會主義的確有許多相異之處,但在精神實質上則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完全符合歷史唯物主義。
摘編自《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詳細
【賈都強:泰國為何走不出社會分裂陷坑】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洲太平洋研究所賈都強指出,自2013年11月以來,泰國反對派把斗爭的矛頭指向英拉政府,持續不斷地發起街頭示威運動,再次將泰國推入政治動蕩的漩渦。社會分裂和兩極對抗的痼疾久治不愈,一輪又一輪的政治爭斗反復上演,對于泰國似乎成了一個走不出的陷坑,一個不停打轉的政治怪圈。
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泰國在形式上建構起了民主制度,但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精英控制的傳統型社會,民主制度從形式到實質乃至文化都未真正扎根,顯得頭重腳輕根基淺。民眾政治參與的熱情高漲依附于精英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也因此成為精英爭權奪利的斗爭過程中利用的工具,而精英尋求街頭斗爭的意愿遠勝于議會斗爭和選舉,法治的精神和民主的程序并未真正地得到尊重。同時,泰國所建構起的民主制度也未能有效地解決貧富分化、社會極端分層化等社會問題,反而更加大了解決這一問題的難度,造成了更多的混亂和無休止的動蕩。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