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行政審批、養老保險、中國教育問題、傳統媒體轉型、轉基因日本軍國主義思潮蔓延的原因、中國新外交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喬新生：改革不是權力分享，而是權利實現】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教授喬新生指出，理解改革，首先是對執政團隊的要求，它要求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充分意識到，當前的改革不是一種權力的分享，而是一種權利的實現。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必須把行政主導的改革思路真正變為全民主導的改革思路，必須自覺地放下身段，主動地向公眾解釋改革的各項方針和政策，讓他們充分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從而使改革的各項措施化為公眾的自覺行動。
支持改革，不是要求公民放棄自己的利益，也不是唯政府馬首是瞻。支持改革首先要充分發揮公民的主觀能動性，使他們為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建言獻策。對于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決策者應當廣納善言，集思廣益，通過深入的討論廣泛達成共識，通過良性的互動形成支持改革的強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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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剛：行政審批精簡需考慮讓權后的社會效果】
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辦公室主任劉振剛指出，對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效果的好與壞，如果要有一個評判的綜合標準，那么一要助力于社會管理改革的整體效能，二要使審批的行政相對人切實感到便捷減負，三要使審批的其他利害相關人感到社會管理更加有序有度。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葛國興：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要兼顧不同群體利益】
葛國興指出，針對養老保險制度“碎片化”的情況，為了解決好上述存在的各種問題，我們必須加強對養老保險制度頂層設計的研究和改革。
一、建立基礎養老金分群體全國統籌制度。根據不同地區養老金水平的差異和養老金“大數法則”的原理，實行基礎養老金全國統籌。二、實行漸進式延遲退休或彈性退休制度。隨著生活水平日益改善和提高，人們預期壽命不斷在增長，延遲退休既是順應人類自然變化的趨勢，也是世界總體變革的趨勢，當然，這件事非常敏感，所以，必須十分審慎。三、建立分群體分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在全國統籌基礎養老金的前提下，可根據不同群體，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制度逐步實現與企業職工、城鄉居民養老制度并軌，根據四大類群體各自的特點，按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實行和構建多種類、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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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劍雄：教育的中國問題—單靠學校辦不好教育】
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歷史學部委員，上海市政府參事，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指出，“為什么我們的學?？偸桥囵B不出杰出人才？”這是所謂的“錢學森之問”?！板X學森之問”不是問大學，而是問社會，我想錢學森本人心里也很明白。這些不是中國的教育問題，而是教育的中國問題，教育部門和學校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但是如果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政府不全面來解決這些問題，單獨要求學校將教育辦好是不可能的。
（摘編自《光明日報》）詳細》》
【田進：傳統觀媒體要加強與新媒體的融合】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副局長田進表示，到2013年9月，中國網民已經超過6億人，在世界范圍內規模最大。網絡媒體的移動化、泛載化、個性化發展，使得網民信息需求量越來越大、形式也越來越豐富。傳統媒體要利用在內容制作中的優勢，積極整合資源，推動自身與新媒體的融合，同時堅持媒體自身的社會責任和人文擔當，創造更多更好的信息產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激發全民族的創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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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勝根：理性看待轉基因技術】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所長樊勝根博士指出，轉基因技術是一個爭論比較大的議題。從國際農業研究磋商組織（CGIAR）與國際食物政策研究所來看，轉基因就是一種技術。任何一種技術都有潛在的風險和不確定因素，這就需要對其進行科學評估，從而降低或規避風險，而不是一味回避或拒絕新技術的研發和應用。我發現國內公眾對轉基因食品的爭論，基于科學依據的辯論不是主流，而帶有主觀情感色彩的爭論比較普遍。比如“黃金水稻”在中國進行人體試驗就引發了社會強烈反應。我認為，我們應該理性地、以科學依據為基礎去審視轉基因技術和轉基因食品。
通過國際科研集團的研究發現，轉基因農作物具有很大的增產潛力，較強的抗病蟲害和自然災害的能力，以及富含人體所需的營養元素等優勢。轉基因食品推出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其間，歐盟與世界衛生組織等對許多轉基因技術科學研究進行了評估，得出的結論是，截至目前，尚未有科學論證證明食用轉基因食品對人體健康造成傷害。但是，一兩百年之后轉基因食品是否對人體健康造成潛在的傷害，這是不得而知的。因未知風險而全面否定或放棄轉基因技術也是值得社會公眾討論的問題。轉基因技術對環境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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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庭華：美國的包庇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潮的復活埋下了禍根】
軍事科學院軍史研究所劉庭華撰文指出，日本與德國同是發起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國家，戰后德國歷屆政府都對當年希特勒的罪行表示懺悔，并且堅決禁止并取締新法西斯主義活動。而日本則相反，投降后的日本由美國實行單獨占領，而不是像德國那樣由蘇、美、英、法四大盟國分區實行軍事占領，盟國管制委員會行使德國政府職能，納粹制度被徹底鏟除，沒有留下后遺癥。對日本敗降的處置，主要是由美國政府控制下完成的，實際上是在麥克阿瑟一手壟斷下進行的。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后，美國在對日本的占領和管制過程中，采取兩面政策，在打擊限制的同時，又部分保護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為有朝一日變日本為美國的附庸工具埋下了“伏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的判決，可以說是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戰爭罪行的最輕微的部分清算，既不完全，又不徹底。1948年12月24日，即對日本7名甲級戰犯執行絞刑的第二天，麥克阿瑟總部宣布，釋放仍在巢鴨監獄中的岸信介等19名甲級戰犯嫌疑犯。出于反蘇、反共和反華的需要，1949年1月26日，麥克阿瑟指令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釋放了以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岡村寧次為首的260多名在押戰犯，并將他們送回日本。10月19日，又宣布對乙、丙級戰犯結束審判，不再逮捕、搜查戰犯嫌疑犯。1950年3月7日，悍然頒布“第五號指令”，規定所有根據判決書仍在日本服刑的戰犯都可以刑滿前按所謂“宣誓釋放制度”予以釋放，這實際上完全破壞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決，不予起訴。從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吉田茂政府先后為18萬左右的軍國主義分子解除“整肅”，重返政壇。岸信介等一大批日本戰犯的赦免并重新走上政壇，為重演過去的軍國主義歷史埋下了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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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可金：中國新外交要有底線思維】
趙可金撰文指出，一個國家越具有國際影響力，面對各種明槍暗箭式的戰略考驗越大，越要求其外交具有底線思維。在處理任何問題的時候，既要爭取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又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一、堅守原則底線。大國必須是一個有原則的國家，而且在原則問題強調信譽，言必信，行必果，這樣才能有大國擔當。二、樹立大國心態。木秀于林，風必摧之。作為一個綜合國力快速上升和社會模式與眾不同的大國，受到來自各方的懷疑、批評乃至打壓都是不可避免的。面對這些批評和打壓，中國不怕批評，不怕打壓，甚至面對打壓，從容應對，妥善處理，呈現出大國必備的心態。三、中國領導人積極開展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積極引導輿論，增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理解。四、做好兩手準備。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面性，既有向好的方向爭取和發展的可能，也有惡化乃至失控的危險。在遇到矛盾和問題的時候，中國既要不急不躁，積極創造條件，爭取事情向積極的一面轉化，通過各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促成問題得到解決。與此同時，中國也要做好最壞的準備，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摘編自《學習時報》）詳細》》
（光明網記者唐麗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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