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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曉玲(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教授、“一帶一路”國家標準研究院院長、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環境質量綜合評價中心主任)
202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重要論斷為民營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心劑。2025年3月,全國兩會針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深層矛盾,形成了“政策引領、法治護航、服務升級”三位一體的制度型支持體系,將三者有機整合為系統化解決方案。相較于以往零散的政策供給,這一體系通過制度創新實現了從“政策輸血”到“制度造血”的范式轉變,為破解民營經濟“成長的煩惱”提供了新的理論框架和實踐路徑。
政策引領 錨定高質量發展方向
2025年全國兩會圍繞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作出系統性部署,旨在通過靶向施策破解民營企業在融資、轉型、市場拓展等方面的瓶頸制約,為其發展注入新的動能。在此背景下,通過未來產業培育與傳統產業煥新、財政金融政策協同,推動民營經濟在全球競爭格局中邁向更高層次。
一是未來產業布局與傳統產業煥新并行推進。在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加速演進的趨勢下,未來產業的前瞻性布局與傳統產業的技術升級正成為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引擎。首先,在未來產業布局方面,中央預算內投資7350億元將重點支持量子計算、商業航天等高技術領域,并結合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推動新興產業集群化發展。其次,在傳統產業升級方面,國家出臺了一系列設備更新與技術改造政策,以應對制造業面臨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產能升級滯后等挑戰。
二是財政金融政策協同聯動。國家正加快構建“財政補貼+金融支持”雙輪驅動體系,通過財政精準補貼、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雙管齊下,優化金融資源配置,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提升市場主體活力。在財政支持方面,政府持續優化小微企業扶持機制,在延續階段性減稅降費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社保緩繳覆蓋范圍,并建立分層分類的補貼機制,確保不同類型企業都能精準獲得財政支持,從而穩住市場主體基本盤。在金融創新方面,政府推出“科創再貸款”等結構性工具,利用差異化利率機制,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同時,配套推出“研發貸”“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創新產品,構建覆蓋企業初創期到成熟期的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務網絡,進一步緩解科技企業融資難題。
法治護航 筑牢公平競爭制度根基
202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法治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優化營商環境、維護公平競爭指明了方向。2025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入關鍵階段,草案首次將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兩個健康”寫入法律,標志著民營經濟發展邁入法治化新紀元。這一重大立法突破明確了民營經濟的法律地位和保障體系,進一步增強了市場主體的制度預期。
一是立法突破,構建法治化營商環境。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涉企法律體系建設,以制度創新保障市場公平,推動民營經濟發展邁向更加法治化、規范化的軌道。《民營經濟促進法》草案二審稿新增“禁止違規收費和罰款”“不得違規攤派財物”等條款,著力破解企業發展中的制度性障礙,切實降低不合理的交易成本。面對部分地方存在的“以罰代管”“任意收費”等問題,法律對此作出明確禁止,確保行政機關依法行使權力,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此外,草案進一步強化政府責任,要求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定期向本級人大常委會報告民營經濟發展促進情況,將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納入法治監督體系。這一制度安排不僅增強了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也有效提升了政策執行的規范性和持續性。《民營經濟促進法》堅持平等保護各類市場主體產權,優化市場準入規則,推動“非禁即入”原則落地實施。法治化的營商環境不僅增強了民營企業的投資信心,也進一步釋放了市場活力。
二是司法公正與執法規范并舉,筑牢市場公平底線。司法和執法體系的完善是確保公平競爭、優化市場環境的關鍵環節。近年來,我國司法機關不斷強化平等保護理念,為不同所有制企業提供公正高效的法治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在工作報告中多次強調“依法平等保護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要求各級法院在審判執行過程中堅持對所有市場主體一視同仁,嚴格規范涉企執法行為,杜絕選擇性執法、差別化執法等影響市場公平競爭的現象。對于企業而言,司法公正的最大意義在于讓其在每一起法律糾紛中都能切實感受到裁判公平,從而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及隱性市場壁壘,為法治經濟和信用經濟奠定穩固基石。與此同時,在行政執法層面,政府加強執法監督,規范權力運行,進一步優化市場競爭環境。
服務升級 提高政府服務效能
202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政府要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用服務的暖心增強企業的信心”,將服務作為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的核心抓手,通過推進“政務服務提效、政企互動提質”改革增強服務效能。
一是政務服務數字化與標準化建設。高效、透明、便捷的政務服務體系是優化營商環境的核心要素之一,其水平直接影響企業的市場準入效率和運營成本。首先,深化“一網通辦”“一件事一次辦”改革,打破部門間信息壁壘,推動數據共享,確保企業在工商注冊、稅務申報、融資審批等環節實現“一站式”辦理。其次,強化政務服務標準化建設,推行行政審批清單化管理,確保審批事項透明化、規范化、可預期化。政府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免申即享”政策,使符合條件的企業無需主動申請即可自動獲得政策支持,進一步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行政干預帶來的不確定性。最后,通過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推動政務服務由“被動響應”向“主動賦能”轉變。政務服務改革的深入推進,使企業辦事更加便利,有效減少繁瑣手續帶來的時間成本,為企業發展騰出更多精力。
二是政企互動機制與產業鏈協同服務創新。高效的政企互動機制是保障政策精準落地、提升政府服務質量的關鍵所在。首先,優化政企互動模式,構建“政企直通車”機制。此外,政府積極構建區域產業協同合作機制,鼓勵不同地區根據自身比較優勢,強化分工合作,避免產業重復布局,實現更高水平的產業鏈整合。通過政企互動機制和產業鏈協同創新,政府不僅提升了服務精準度,也進一步優化了企業成長環境,推動民營企業高質量發展。
總之,政策、法治、服務的三位一體模式,通過“價值引領—權力約束—效能轉化”的邏輯鏈條,形成顯著的協同效應。三者協同使民營企業綜合運營成本顯著降低,市場活力顯著增強。這種模式突破了傳統治理工具的線性思維,構建起具有自我進化能力的制度生態系統。這一模式不僅是民營經濟發展的中國方案,更為全球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制度協同的東方智慧,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必將持續釋放制度紅利,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注入不竭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