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靳歡歡（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堅持和突出問題導向，是馬克思恩格斯實現理論創新的內在動力和核心特征。1885年，恩格斯在《資本論》德文版序言中高度評價馬克思的問題意識，指出：“在前人認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馬克思）卻認為只是問題所在。”

　　馬克思恩格斯堅持從問題把握時代。1842年，馬克思在《集權問題》中批判了青年黑格爾派成員莫澤斯·赫斯對國家集權問題的抽象性解釋，在馬克思看來：“一個時代的迫切問題，有著和任何在內容上有根據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馬克思還借助一個生動的比喻闡述了這一觀點：正如一個設計精確的代數方程題目能夠被解答一樣，只要精準把握問題，就能打開時代奧秘的大門。1844年2月，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認為只有通過批判黑格爾法哲學和國家哲學，才能觸及“當代所謂的問題之所在的那些問題的中心”；恩格斯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認為“迄今為止在歷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極小作用的經濟事實”才是決定時代的根本力量，由此批判當時的國民經濟學家沒有提供私有制的“合理性的問題”，因而無法真正解釋和理解時代。

　　馬克思恩格斯堅持對問題的歷史性分析。1846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德國觀念論哲學不能真正把握時代問題的根源作出了歷史性分析。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因此，德國觀念論哲學擺脫物質生產活動的制約，預設某種具有獨立性、自因性的精神存在，由此妄圖通過觀念的演繹去變革現實的社會，這實則是“他們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他們狹隘的社會關系造成的”。換言之，由于19世紀上半葉德國社會的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程度均處于較低水平，德國觀念論哲學家未能充分認識到物質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根本作用。此外，由于哲學家們局限于如大學教授等知識分子等范圍，對底層民眾生產過程的關注亦是不足。

　　馬克思恩格斯堅持對問題的具體性解答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強調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從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考察中抽象出來的最一般的結果的概括。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因此，歷史唯物主義“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時，必須以此問題產生的特定歷史條件即“現實生產過程和活動”為前提。在《共產黨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再次重申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同其實際運用區分開來，明確指出歷史唯物主義的“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堅持問題導向的寶貴理論品質，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致力于探索、分析并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1919年，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 中強調問題與現實的緊密關系，他指出，“凡事或理之為現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適當之解決，致影響于現代人生之進步者，成為問題。”隨后，通過以馬克思主義指導實際的革命活動，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矛盾分析法：“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里就有問題。”只有通過深入分析和解決這些矛盾，才能推動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在推動改革開放的宏偉事業中，鄧小平強調要關注根本性、長期性、戰略性的問題，“要從問題堆里找長遠的、根本解決問題的東西”，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理論基礎，并推動了實踐的創新。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明確指出：“堅持守正創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動搖，緊跟時代步伐，順應實踐發展，突出問題導向，在新的起點上推進理論創新、實踐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堅持守正創新，意味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和突出問題導向，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識別和直面改革中遇到的各種問題，還要深入分析問題的根源和性質，制定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具體而言，必須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洞悉時代發展趨勢；必須以人民為中心，通過實地考察和調查分析，深入掌握人民群眾面臨的實際問題；必須堅持“兩個結合”，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更加深入人心，以黨的創新理論推動具體工作和實踐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