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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光斌(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作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學理論都來自特定國家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如以代議制為關鍵詞的西方政治學。長期以來,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都被當成解釋的對象或理論實驗場,以至于形成理論與現實之間的巨大張力。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已成共識。但是,“抓手”在哪里,自主知識體系的“四梁八柱”即知識架構是什么?正如人有千孔千面,對于自主知識體系的理解肯定也是“眾相生”的學術生態。
歷史政治學研究方法
自主知識體系其實就是建構“中國學派”的問題。之所以被稱為“學派”,關鍵點是有自己的方法論,而且這個方法論一定是立足于本民族歷史文化和政治實踐的傳統。比如,歐陸政治學(1850—1950)的方法論是制度主義,是古希臘以來的政治學傳統;美國主流政治學的方法論是理性選擇主義,而美國是一個天然的個體主義國家。“中國學派”的方法論也一定是基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并且是政治實踐所需要的。
一個再平常不過的常識是,社會科學幾乎所有的概念都源自歷史研究,而歷史之于中國人的重要性更是非同尋常: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歷史未曾中斷的文明,史官制度把歷史連續性制度化,中國史是政治史,中國史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學原理。這些決定了中國政治學必須“回到歷史”,歷史政治學只不過是對“存在”的一種“發現”而已。
歷史政治學尋求重大現實、理論問題的歷史淵源和歷時性因果關系,在研究政治史中發現概念和理論,以回答現實問題。歷史政治學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歷史本體論(即歷史屬性)、歷史連續性和時間空間化(即當下政治的歷史性)。作為研究方法的歷史政治學,同時也是一種知識論原理。
歷史主義方法、歷史主義思維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種能力,都講歷史的重要性。但是,什么屬性的歷史重要?歐洲文明史起源于古希臘城邦國家式即“多統”的社會史,而中國政治文明史起源于商周時代的大一統,是以大一統或國家史的身份步入歷史長河的。不同屬性的歷史決定了不同的制度變遷方式,并產生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歷史政治理論。社會史中的“多統”之間習慣于以競爭性、對抗性即戰爭的方式分配資源,最后的結果是權力制衡的代議制政治制度,由此產生的西方政治學理論基本上都是競爭性乃至對抗性的,比如黨爭民主。而國家史中的大一統之下,追求的治理是收獲民心,有民心才有大一統,因此產生以民本思想為核心的政治理論體系。可見,歷史政治學事實上是一種研究比較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論的知識論,它回答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道理。可以說,歷史政治學為我們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認識論/知識論原理。
歷史政治學研究的初步進展
歷史政治學研究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概括起來體現在以下兩大領域:基于比較歷史的基礎性概念研究和建構世界政治學的雛形。
發現或重新定義了一系列基礎性概念/理論,為創建政治學原理奠定了堅實基礎。“政治學原理”主要是論述政治合法性治國理政的學問,古今中外的政權都無比重視。政治學原理的構成要素是政治、權力、國家、政體、政黨、官僚制、民主、治理、現代化等基礎性概念,但長期以來,這些概念都是基于西方社會史而產生的,與中國政治史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實踐嚴重脫節。比如,西方政治學其實是以政府形式的政體論為主要線索,把世界政體類型簡單地劃分為民主—專制。在中國,自西漢始,就從治道(價值)—治體(制度)—治法(能力)的三維度講“治體論”,即如何治理大型政治實體。這與我們今天講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價值觀—制度體系—治理能力)高度契合,因此,歷史政治學講的政府理論是治體論而非政體論。又如,西方政治學中的政黨是利益集團化的掮客型政黨,但中國共產黨顯然是使命型政黨,因此,歷史政治學提出“政黨中心主義”概念以使“黨的領導”之說理論化。再如,西方政治學中的權力類型就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實際,因此,歷史政治學提出三權之前有“領導權”。還如,西方政治學講政治管理上的非人格化—非倫理化的官僚制,但中國則是來自士大夫傳統和列寧主義“先鋒隊”思想的“干部制”……凡此種種,都是基于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的概念發現與基礎理論建構,中國的政治學原理體系亟待重寫。
建構了基于歷史政治學的國際問題研究“新學科”:世界政治學。相對于把地緣政治(實力政治)作為出發點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世界政治學是基于世界市場形成的政治思潮所誘發的制度變遷以及由此帶來的大國關系和世界秩序,是包容了世界經濟、政治學理論、比較政治和國際關系的一個集成式學科概念,其出發點是世界市場和政治思潮。
西方國際關系學的路線圖是:多統的社會史—民族國家—基于實力的競爭—霸權秩序。而中國是以大一統身份進入歷史的。在對外關系上,大一統在政治過程中講的是“以文化人”的天下觀,在結果上講的是治平世的世界大同。無獨有偶,馬克思主義國際問題研究都是從“人類”“世界”“全球”出發的。作為集雙重身份(中華文明和馬克思主義)于一體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窯洞里就有“世界政治概論”課程,新中國成立以來先后有“三個世界”理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這幾個傳統決定了,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一定是不同于西方國際關系學的世界政治學。作為世界政治學的代表作,《世界政治理論》榮獲第九屆全國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
待發掘的四大知識議程
歷史政治學研究之于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貢獻毋庸置疑,但待開墾的知識議程還很多。深入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大知識議程的體系化學理化,才能較好地呈現中國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面貌。
一是中國優秀政治傳統文明的現代轉換。任何政治的合法性都需要“前世今生”的論述。“自由主義民主”事實上就是歐洲文明的一種政治表述,自由民主理論的基本要素與源自古希臘、誕生于中世紀的歐洲文明高度重疊。中國政治學有責任把當代中國政治的歷史連續性所形成的“歷史性”講清楚。諸如,在政治結構上,國家層面的大一統—中央集權制為什么一以貫之,政府層面的民本思想為什么亙古不變,社會層面的仁愛原則為什么持之以恒。在政治過程上,為什么從協商政治傳統演變為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協商民主,為什么中國人的實踐理性自古以來就是實事求是原則。在對外關系上,為什么“和合”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行為原則。有了這樣的研究,我們相信需要重新認識“古今之爭”“中外之爭”等命題的真實性。
二是中國歷史—當代政治實踐的理論化議程。西方政治學中的很多基礎性概念來自對其歷史和近代政治實踐的理論化轉換。西方政治學中重要的概念如政治、國家,都是馬克斯·韋伯基于歐洲歷史的概述,把連綿不斷的歐洲戰爭史概括為學術上的權力分配和特定疆域的暴力特權;把產生于中世紀的議會制概述為代議制理論——西方政治理論的基石,從過去的代議制政府演變為代議制民主;更不用說單一制—聯邦制、總統制—內閣制、多黨制—選舉制等直接描述政治制度的概念。長期以來,這些“地方性”特征鮮明的概念被用來對照中國歷史和政治實踐。
歷史政治學給予我們理論辨識能力,更賦予概念發現、發明的能力。僅舉一例,當代中國政治最重要的政治實踐無疑是“黨的領導”,以及由此產生的制度體系和政治文化。而現有西方政黨理論與“黨的領導”政治實踐是沖突的,因此,關于黨的領導的政治理論無法從西方理論中去尋找,只能在比較歷史研究中去“發現”。社會科學事實上是主要國家對其現代化歷史的理論化總結,因此“比較歷史研究”其實是“比較現代化研究”。如果說英國—美國的現代化歷史產生了社會中心主義,德國—日本乃至法國的現代化歷史產生了國家中心主義,而中國和很多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歷史應該是政黨中心主義,只有政黨中心主義理論體系才能解釋“黨的領導”制度體系。與西方政治學比較,中國政治學對于中國歷史—政治實踐的理論化工作,任重道遠。
三是中國共產黨創新理論的學理化議程。與其他基于利益而聚合起來的政黨不同,共產黨是理論建黨、信念建黨,第一個黨綱是《共產黨宣言》。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自身非常重視理論建設,也因此產生了很多創新理論,比如新時代以來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概念、“全過程人民民主”概念、“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這些重大概念都統一蘊含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總概念之中。無疑,這些概念是理論性的,但實踐性更鮮明,需要進一步進行體系化、學理化研究。
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為例,“全過程”就是中國民主實踐的準確表達,說到底是一種“人民民主”,是人民民主的一種實踐形式。而“人民民主”又是“民主”衍生出來的一種民主理論或民主形態,需要在民主理論體系中理解人民民主,進而才能理解“全過程”人民民主。按同心圓來呈現民主理論,依次是“民主”—“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體系化、學理化成果最終取決于對“民主”這個元概念的研究和理解。元概念意義上的民主并沒有異議,問題是哪個國家能達到元概念意義上的民主標準——一切都由人民或多數人來決定。那么,民主只能是一個“近似值”概念——政治制度/政治過程離元概念的遠近。有了“近似值”這個主流性的尺度,才能呈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優越性以及學理化程度。依此類推,“總體國家安全觀”也屬于國家理論譜系中的一個“家族概念”,只有從國家理論上才能把總體國家安全觀體系化、學理化。
四是政治學原理體系(含世界政治學原理)研究議程。原理體系是自主知識體系的集中呈現。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政治學原理和國際關系學都有鮮明的西方中心論或自由主義底色,但以中國歷史文明—政治實踐為底色的政治學原理/世界政治學原理還是空白,這既不符合中國的國際地位,也有愧于中華文明。歷史政治學關于一系列基礎概念的發現/重述,學術界關于上述“研究議程”的系統化深入研究,必將為打造新政治學原理/世界政治學原理奠定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