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崔巖（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李慶顯（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碩士研究生）

　　生態環境問題正在跨越國界，構成我國生態文明現代化建設的背景。氣候變化導致的極端天氣頻發、生物多樣性喪失以及各類不可逆環境污染等生態環境問題，正在對全人類生存與發展形成嚴峻考驗。既有的傳統治理模式無法在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層面實現治理轉型，更未能從本質上調和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張力。有別于西方環境倫理討論，通過重塑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關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創造性地闡述了“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這一理念在全球生態環境問題不斷加劇的情境下，有望成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體系革新的理論基礎。同時，中國式生態文明建設正在形成協同化、系統化的治理體系，實現生態環境的“無差異優化”建設，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探索自主現代化之路提供啟示及經驗借鑒。

　　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態文明理論演進

　　發達國家工業化、現代化的“高碳排”和“高污染”導致了本國乃至全球生態環境系統失衡，已非任何單一國家或地區依靠自身所能解決。以氣候變化為例，作為全球面臨的最大生態環境危機之一，氣候變化問題在西方社會的議題建構，正在從以應對氣候變化為核心的科學問題演變成為以黨派利益為核心的氣候政治。而在其治理路徑設置上，無論是生態自由主義還是生態社群主義，其背后所涉及的西方生態環境倫理學討論，在本質上仍囿于相互對立的“人類中心主義”“非人類中心主義”以及“環境協同主義”等理論范式。

　　“人類中心主義”建立在“二元論”基礎上，主張人類對自然資源進行利用和改造，在人類自身發展需求的歷史維度上具備合理性。與之相對應，“非人類中心主義”強調非人類存在物的非工具性價值，旨在用道德來約束人對于自然的濫用和破壞。“環境協同主義”則試圖在人與自然之間構建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理想化和諧生態系統。然而其理論構想中的“協同主義”在西方國家經濟增長優于環境保護的現實境遇下，缺乏有效的實踐支點。因此，西方生態環境倫理從本質上反映了以資本為核心的對自然無節制索取的現代化模式，認知局限導致其從本質上無法消解主體中心主義的一元交往范式，資本的逐利本性也無法使人與自然的交往關系理性化。

　　相較于傳統西方生態倫理學，中國式現代化所追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摒棄了“人類中心主義”中將自然視為工具的觀念，克服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困境和實踐缺陷，超越了“環境協同主義”中對經濟增長與環境利益共存共生的敘事。在重塑人與自然辯證統一關系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創新性地提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不僅為解決當下我國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南，更是在生態環境問題全球化的背景下，為革新全球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提供了理論依據。

　　“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論內核既包括社會正義視角下環境善物和環境惡物的合理分配問題，也包括生態哲學視角下人與自然之間的種際正義。其中，社會正義角度所關注的環境善物和環境惡物的分配問題，核心涉及人類社會內部的權利義務分配公平性，這既包括代際正義，也包括國際正義。而種際正義則超越了以人類社會為中心的觀點，強調人與自然在生態利益與責任上的平衡，將人類視為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重點關注人類在利用自然資源時尊重自然規律，與其他物種共享自然資源。相較于西方語境下的生態正義和環境正義而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正義觀在重構人與人之間關系、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全新的共同體價值觀，統合了生態正義與環境正義的價值追求，提出了有中國特色的生態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理論。特別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以解決全球性生態問題為己任，從理論本源重建人與自然的主體間性。

　　同時，“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論愿景為重構全球生態環境治理實踐指明了方向。當前全球環境治理轉型面臨的領導力赤字、公共產品赤字和集體行動邏輯等困境，充分體現出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傳統環境治理體系亟須構建新的治理范式和治理體系。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把生態文明建設作為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在環境治理和生態文明建設等方面呈現出了歷史性、全局性的變化，探索出高質量發展與高水平生態環境保護并行不悖的新發展模式。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生態社會主義的實踐支點，在人類面臨共同環境挑戰的緊迫時刻，中國從全球環境治理的參與者轉變為全球生態環境治理格局的構建者和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的新型綠色國際合作模式的引領者。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反映出，只有構建跨越國界、跨越種族的國際倫理和環境倫理，才有可能形成超越西方環境倫理的國際共識，將生態環境治理的視野從區域性環境污染轉向全球生態危機，將生態環境治理的支點從局部性“修修補補”轉向對全局性發展路徑的重構。

　　新生產模式參與生態環境治理的兩個維度

　　在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歷史性進程中，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社會發展路徑系統性革新的重大探索。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理念下，我國的生態環境治理實踐路徑，旨在通過促進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實現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利益的共存。其中新生產模式作為“綠色低碳循環發展體系”的核心，驅動經濟和環境之間實現動態耦合。新生產模式強調綠色生產力的重要性，通過科學技術創新和重塑生態化的生產方式，實現資源的高效利用和污染物的減少。特別是新生產模式通過核心顛覆性技術突破帶來的生產力生成創新動力，在實現產業結構優化的同時，全面推動經濟社會的綠色低碳循環發展。在這一進程中，智能制造的根本性轉變和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的持續優化，體現了對傳統生產模式的根本性超越。

　　首先，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即“新基建”）作為智能制造的發展核心動能，以信息技術革新為動力，依托新型信息網絡架構，旨在滿足智能制造高質量發展的需求，使制造業在新生產模式下形成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升級和綜合性創新的基礎設施建設體系。特別是通過加快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前沿技術的布局與應用，新基建不僅為制造業系統性升級了信息傳輸基礎設施，更促進了數據資源的深度整合與高效利用。這不僅極大地提升了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實現了對制造業的全鏈條數字化改造，而且加速了智能制造與綠色制造的深度融合。通過對制造全過程的智能化監控和調度，有效優化了能源利用率，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因此，新基建不僅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強國的重要舉措，同時又體現出技術升級、數字產業革新、綠色低碳環保的重要意義。一方面，以新基建為載體的新生產模式有助于實現傳統制造業的轉型，其背后則意味著制造業發展模式的轉變。以往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往往重量而輕質，在強調做大規模的同時，環境污染、能源浪費等問題也不可避免。新基建順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時代要求，依靠綠色低碳創新型技術重塑供需關系，以定制化、集約化為路徑實現經濟增長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耦合效應，為實現中國式生態文明現代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隨著信息網絡的迅速發展，數字化已然成為不可阻擋的進步趨勢，將傳統制造業與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產業完美融合，打破了傳統技術造成的環境資源浪費和生產效率較低的阻礙。新基建以其智能化、共享化和平臺化的特征，通過“數據+算法+算力”的深度融合，為低碳經濟轉型提供了技術支撐和實現路徑，通過推動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加速了傳統產業的綠色化、智能化改造，使得生產方式更加高效、環保。其中以工業互聯網等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極大優化了生產環節的資源配置方式，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生產環節的大數據分析更有效實現了供需精準平衡，在助力供給側改革的同時，降低了生產要素的浪費。同時，新基建通過實現區域間、行業間的信息共享與資源優化配置，提升了區域間、行業間的協同發展水平，為構建現代智能制造生態體系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新基建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基礎設施，不僅促進了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更為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次，第三產業內部結構的持續優化助力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重構。傳統觀念往往會突出強調制造業具有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特點，是環境問題的主要來源，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服務業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服務業各細分行業的碳排放均在顯著增高，并且服務業相較于制造業在能源效率上依舊存在著巨大不足。因此，依托新質生產力推動服務業內部結構轉型在當下顯得十分必要。當前，以數字經濟為抓手賦能服務業進化為現代化服務業，正在助力中國式生態環境現代化發展邁上新臺階。在應對服務業能源效率較低問題方面，與數字經濟息息相關的云計算、大數據等技術將會發揮重要作用。低能源效率主要因“信息錯配”而導致服務環節供需不匹配形成要素浪費。引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既縮短服務與消費之間的距離，提高信息匹配效率，又通過數據分析實現供需雙方信息精準刻畫，打造個性化供給模式，為服務業整體提高勞動生產率和能源使用效率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在“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指導下，我國正從基于經濟發展導致的污染防治，全面轉向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系統性修復的“耦合協同”。特別是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構建，揭示了經濟增長并不一定以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只有依托生產力革新與科技進步，才能突破環境資源的約束，以科技創新撬動傳統產業實現“零污染”“零排放”的結果。

　　縱觀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生態文明建設之路，我國正在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國家環境治理碎片化、區域化的困境，轉向協同化、系統化的治理體系，即實現治理體系的生態環境“無差異優化”。如果生態環境治理體系的“全體系重塑”是因，生態環境的“無差異優化”則是所追求的治理之果。從中國式現代化的大局觀視角，生態環境“無差異優化”的政策追求，旨在實現生態環境治理的精細化、科學化和協同化水平的全面提升，以生產力全面提升和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為基礎，以生產領域和消費領域“降碳”“減碳”協同為導向，最終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目標。當前的生態環境治理展示了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獨特的理論意涵和實踐路徑。通過構建綠色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我國不僅在國內取得了顯著的生態環境治理成效，還為全球生態治理提供了新的范式。在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國倡導的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理念，超越了傳統的發展觀，為全球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