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中華（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

　　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要深刻理解它獨特的歷史文化內涵，就不能不正視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張力及其揚棄。只有把中國式現代化置于馬克思意義上的“世界歷史”語境中，我們才能看清其背后的實質和意義。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歷史”所建構的特定語境，既是造成這種張力的原因，也是揚棄這種張力的條件。這正是歷史本身的辯證法。

　　中國式現代化有自身的特殊歷史面向，這取決于中國傳統社會的路徑依賴，也受制于中國社會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馬克思語）。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內在張力及其揚棄，就是這種特殊性的典型表現。當然，不能說這些表現在西方各國的現代化過程中完全不存在；但必須承認，它們在中國式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得格外尖銳和顯豁，且具有本質的意義。具體地說，中國式現代化的張力及其揚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討論。

　　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糾結

　　作為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現代化也是一個社會在文化層面上由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轉變的過程。對于晚清以來的中國來說，“救亡”與“啟蒙”的糾結，在一定意義上是文化的時代性與民族性糾結的表現。從歷史的長時段看，中國革命史同中國現代化歷史是無法剝離開來的。在此意義上，“啟蒙”同“救亡”是歷史地統一的。中國所遭遇的古今中外的矛盾，在一個歷史剖面上同時呈現。如果說“古今”關系意味著時代性距離，那么“中外”關系則意味著民族性差別。歷史經驗證明，如何使時代性與民族性在歷史的實際建構中達成互為中介的關系，避免兩者相互否定，是中國式現代化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為離開了民族性維度，就有可能陷入“全盤西化”的誤區，無法給出“誰的現代化”和“為誰的現代化”問題的恰當答案。主張“全盤西化”的人，容易無視或遺忘民族性視角，片面強調并夸大時代性距離，以“新學”與“舊學”來界分西方文化同中國文化的關系，往往走向激進的反傳統主義。離開了時代性維度，則有可能陷入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無法對現代文明持開放態度，而是帶有強烈的排他性，從而喪失融入“世界歷史”的機會。

　　受動與能動的緊張

　　中國的現代化一開始是“被現代化”，用美國學者布萊克的話說，乃是一種“防御性的現代化”。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的后果，就是“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這種從屬關系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化道路的選擇上具有受動的一面。但是，這種“滯后”又恰恰造成了一種對實現“追趕”、對超常規發展格外強烈的渴望。例如，東方革命因歷史條件的“滯后”尤其需要強調能動性的一面。毛澤東在哲學上對人的“自覺能動性”的強調，其背后的潛臺詞也體現了東方落后民族和國家進行革命對能動性的哲學訴求。毛澤東十分強調人的“自覺的能動性”，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觀的東西，做或行動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東西，都是人類特殊的能動性。這種能動性，我們名之曰‘自覺的能動性’，是人之所以區別于物的特點。”受動性與能動性的關系只有通過彼此的中介才能揚棄兩者的緊張和沖突。離開了受動性，就無法正視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條件，特別是“世界歷史”所造成的特定語境。如果把中國革命史看作中國式現代化歷史的一部分，那么馬克思所說的“革命需要被動因素，需要物質基礎”，只能來自“世界歷史”給出的特定條件的預先規定。忽視了這一點，就有可能陷入唯意志論的虛妄。晚清以來的種種激進主義的變革方案，如所謂“畢其功于一役”的訴求等，在一定意義上都或多或少地染上了這一偏執之弊。當然，如果與此相反，無視能動性的一面，則有可能陷入歷史宿命論的偏頗，無法理解和接受中國式現代化對“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能動“跨越”這一事實。

　　自卑與自負的吊詭

　　這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存在的文化心理層面上的糾纏。晚清以降，中華民族就有一個難以打開的“愛憎情結”。對西方文化是“因憎而愛”，對本土文化是“因愛而憎”。這一情結背后隱藏著自卑與自負的悖反。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具有強烈民族自尊心的民族，但是，晚清以來發生的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日甲午海戰使我們嚴重受挫，從而打破了這種自尊，陷入了文化上的自卑。“全盤西化”論就是這種文化心理的典型表現。但“物極必反”“兩極相通”，對這種文化自卑心理的強烈反彈，就會走向盲目的文化自負。如果說文化自卑意味著“無我”，亦即喪失文化主體性；那么，文化自負則意味著“唯我”，亦即陷入自我中心化的幻象。它們都不能在“世界歷史”語境下與他者的文化交往中采取一種平視和對等的立場。恰當的態度應該是，在揚棄自卑與自負這兩個極端的基礎上走向文化自信。相對于自信來說，文化的“自負”乃“過”，文化的“自卑”乃“不及”，而“過猶不及”。只有達成“合題”，在邏輯上才是完備和健全的。

　　理性與價值的沖突

　　在一定意義上，理性與價值的沖突表征為歷史與道德的背反。馬克思當年對資本原始積累的評價、對資本歷史作用的評價、對不列顛在東方社會的統治的評價、對跨越“資本主義制度卡夫丁峽谷”的設想，都內在地存在著某種張力，這體現著理性尺度與價值尺度的分野和緊張。從理性尺度出發去評價和衡量，不管歷史的演變造成怎樣的道德后果，帶來什么樣的“波折”和“痛苦”，都不過是歷史必然性的體現，構成歷史進步的代價；從價值尺度出發去評價和衡量，人類歷史不過是一幕“道德劇”，它既可能為人們帶來福祉，也可能帶來災難，對歷史人物和事件都需要加以道德的考量。對于中國式現代化來說，“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發展的一個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這一重要命題作為基于理性視角而得出的基本判斷，不僅是中國歷史經驗的一個總結，也符合馬克思關于“三大社會形態”的歷史邏輯。但從歷史上看，市場經濟又帶來了雙重效應：一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經濟人”假設及其體現的以“占有”為取向的理性邏輯，導致人對自然的否定，從而造成生態環境危機。二是在人與人的關系上，“經濟人”假設也在一定程度上消極地影響了社會的道德狀況，“零和博弈”使“利己”與“損人”難以剝離開來。但是，市場經濟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作用，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必須給予足夠肯定。同時，我們也不能無視其負面后果。從馬克思的歷史預期看，中國作為東方社會有必要也有可能避免“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切可怕的波折”。因此，作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充分利用市場經濟的歷史作用，促進生產力發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優越性——這體現在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雙重關系中，表征為生態倫理和社會道德狀況的優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來自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在“世界歷史”的當代語境中，如何最大限度地達成理性與價值雙重視野的統一，構成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亟待解決的一個緊迫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