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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亮(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2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強調,要進一步構建親清政商關系。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也是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近些年來,我國各級政府大力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強化和優化政企互動機制,為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企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而如何同政府打交道就成為企業關注的重要課題。在企業生產經營的全生命周期的每個環節,都需要來自政府的政策支持與服務保障。因此,企業往往對政府的政策與服務有強烈的需求。與此同時,政府也需要企業參與決策與配合政策執行,為政府出謀劃策,幫助政府達到政策目標。政府部門對企業進行政策宣傳與監管執法,通過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解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出現的失靈。由此可見,政府支持企業發展需要從企業的需求出發,在企業有需于政府時能夠主動作為和有所作為,而在企業希望專心經營時能夠避免過度打擾和亂作為。換句話說,促進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就需要打造“有需必應,無事不擾”的政企互動機制。
近些年來,在各地區各部門都在大力優化政企互動機制,構建新型親清政商關系。這些創新舉措反映在這些方面:主動關注民營企業的現實需求,問診把脈,精準施策;堅持“無事不擾”,清理整頓涉企活動;加強政商交往的引導與規范,使政商之間實現良性互動;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規范政商交往,打造風清氣正的政企互動新風尚,等等。
首先,政府部門主動關注民營企業在發展中面臨的現實需求,問診把脈,精準施策。企業的切實需求和關鍵痛點在哪里?企業面臨的急難愁盼是什么?企業期待什么樣的政策措施?如果不了解企業的需求而盲目施策,不僅白白浪費資源,而且可能貽誤企業發展良機。為了摸清企業的真實需求,政府部門在制定涉企政策時通過座談會、走訪調研等方式廣泛征求意見,堅持問題導向,制定讓企業更有獲得感的政策措施。比如,各地政府部門全面開展調查研究,組織領導干部走出機關、深入基層、撲下身子,去生產經營一線了解企業的真實需求,為政策制定提供決策依據。一些政府部門組織開展“進萬企、解難題、優環境、促發展”活動,通過派駐人員和上門服務來提供貼心服務。還有一些地區廣泛推動“局處長走流程”等,通過領導干部換位思考和角色扮演,來真實體驗企業同政府溝通和辦事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下大力氣解決這些業務流程中的堵點和難點。
其次,各地政府部門堅持“無事不擾”的原則,大力清理整頓各類涉企活動,使企業免受政府部門不必要的打擾。企業參與激烈的市場競爭,生產經營節奏緊張,往往難以顧及政府部門的各類涉企活動。比如,如果政府頻頻向企業伸手要數據,要求企業配合接待調研座談,那么就可能分散企業家的時間精力,影響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為此,不少政府部門在“做加法”的同時“做減法”,通過精簡各類涉企活動來減輕企業負擔。在市場監管方面,通過“雙隨機、一公開”、信用監管、綜合監管等方式,減少對企業的不必要的執法檢查,將有限的執法力量聚焦最容易發現問題的企業。比如海南省營商環境建設廳打造涉企活動統籌監測系統,將所有涉及企業活動納入統籌監測范圍,進行在線預約、報備和審批。該系統對同類涉企活動進行統籌合并,并賦予企業拒絕不必要的座談、調研、填表等活動,有效解決了不少明星企業迎來送往的困擾。
再次,加強政商交往的引導與規范,使政商之間實現良性互動。政商交往是政府公務人員與企業經營人員之間的一種跨界行為,往往微妙而復雜,雙方難以把握尺度與分寸,也使政商關系難以保持親近與清白。引導和規范政商交往,使公務人員有安全感,使企業家感到舒適,才能實現可持續的政商良性互動。不少地區都推出了政商交往方面的指引或指南,幫助公務人員與企業家良性互動。比如,廣州市紀委監委出臺《廣州市政商交往若干場景行為指引及答疑(第一批)》,明確了18類高頻場景的政商交往操作指南。這使公務人員有章可循,也使企業家能夠理解,使政商互動更為有序從容。
最后,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規范政商交往,打造風清氣正的政企互動新風尚。在數字時代,政企互動與政商關系也呈現出數字化的特征。不少政府部門順應數字化轉型,推出數字服務,為企業排憂解難。與此同時,數字政務服務創新旨在推動“不見面審批”,這也降低了政企互動風險,對于廉政建設大有助益。浙江省打造“親清在線”平臺,上線一系列涉企服務事項,使企業經營人員足不出戶就可以獲得各類服務。一些地區開發“政策計算器”,使“人找政策”變為“政策找人”。一些政府部門提供“免申即享”等方面的增值服務,政府部門通過數據共享來匹配企業資質,企業無需填表證明就可以獲得政策兌現。遼寧省推出“辦事不找關系,用權不圖好處”改革,讓公務人員可以后顧無憂地為企業服務。
上述改革創新使政企互動更加規范有序,也使政商關系更加親近清白,為民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當然,政企互動與政商關系的優化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實現,不少深層次問題還需要下大力氣去通過改革加以徹底破解。這有賴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通過理念重塑、制度建設與科技賦能來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和優化營商環境,更好促進民營經濟健康規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