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曉涵（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主義民主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工作的重要論述深刻闡明了新時代社會工作的根本原則、價值取向、發展方向、重點任務、基礎保障等，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引領并保障新興領域迅速發展，新經濟組織、新社會組織、新就業群體規模持續擴大，新的社會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并持續發力，不斷增強黨在新興領域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的同時切實反映人民意愿、增進民生福祉。

　　民主能夠成就善治

　　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問題，是檢驗一個政黨、一個政權性質的試金石。這一科學論斷蘊藏著一個核心議題，即能否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切實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這也是馬克思恩格斯從最早談“人的解放”到后期談“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等民主思想或馬克思主義人民性貫穿的主線問題。縱觀人類文明思想史，對于民主的思考、討論和建構，不同地區和國家的人們都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和政治發展進程生長出來適合自己的民主理論和民主實踐形態。有別于古希臘政治思想家極其反對抽簽產生的民主模式和以熊彼特為代表的理論家重新建構的競爭性選舉民主，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民主的理解回歸到了民主概念本身，即人民當家作主。從民主概念到民主實踐，中國共產黨人從治理維度積極吸納民主的內在價值，并根據中國的政治實踐，認為民主能夠成就善治。我們今天所提出并踐行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植根于中國土壤的符合民主本意的民主表達，從發揚民主精神到涵養民主作風，從培育民主氣質到健全民主制度，“人”作為貫穿其中的主體和對象，“人的問題”關乎民主參與的本質，更影響社會治理的成效，是檢驗政黨本心和政權性質的標尺。

　　群眾參與是關鍵點

　　黨中央提出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在這一治理體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是自治，即在社會治理中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我們常說，保障人民群眾有序參與政治生活，動員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治理，但需要明確的前提是，參與是權利同時也是能力。自2023年4月起，新成立的黨委社會工作部門統籌推進黨建引領基層治理和基層政權建設，基層黨員先鋒模范作用的發揮具有更加制度化規范化的指導，統戰工作因有共同思想政治基礎而有效融入基層黨建和社會治理。很大程度上，這歸結于相關工作涉及的群體具備必要的參與權和較強的參與能力。

　　基于這一思路，我們需要思考踐行民主理念中的另一個問題，即在新型工業化階段，尤其是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以及AI技術廣泛應用的時代，如何注重普通老百姓當家作主和參與治理的能力，尤其是當前超大城市治理面臨外賣小哥、快遞小哥、貨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規模快速擴大這一新形勢。由于面臨用工關系脆弱、收入波動較大、保障體系缺失等職業風險，新就業群體在形成失業過渡或兼職增收等職業意識的進程中，往往無法樹立城市歸屬感和身份認同感，因參與身份模糊、參與勇氣匱乏、參與能力缺失等諸多原因在基層社會治理中難以發揮作用，容易造成自身參與意識的淡漠化和在社會交往中的邊緣化，最終可能導致社會治理資源與治理格局走向失衡。基于此，在思考社會治理中人民群眾的參與問題時，如何動員不同參與能力的社會群體是黨組織需要不斷思考并加以解決的問題。

　　落實兩個基本面向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將“健全社會治理體系”作為推進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重點內容加以闡釋。在這場黨與人民群眾的“雙向奔赴”中，存在兩個基本面向。第一個面向，從黨的領導入手，即在從頂層到基層的民意吸納和決策部署中，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做好社會工作是全黨共同責任的重要論述。黨建引領，不應僅僅停留在對組織和工作進行全面覆蓋，更不應對這一概念進行泛化使用，在當前社會治理中應當著力推動黨的組織力量下沉。黨的組織力量下沉，一是可以通過建立“街道—社區—片區—網格”甚至更加細致嚴密的組織體系來實現，二是可以通過走好群眾路線、開展調查研究向缺乏參與能力的群體了解民意來實現。第二個面向，從治理力量入手，即在從基層到頂層的意愿表達和自治程序中，貫徹落實好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動社會治理和服務重心向基層下移的重要論述，即著力推動社會治理資源下沉。資源的下沉及整合，不應局限于對體制內人員、高收入群體等腦力勞動資源的動員和凝聚，更應通過保障性政策措施的制定幫助體力勞動資源或低收入群體，增強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信心和決心，對此類群體的民意表達渠道和表達內容引起高度重視并進行合理采納，在不斷增強黨的號召力、凝聚力、影響力的同時繪好社會治理同心圓。

　　推進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

　　我國的社會治理是有制度規定但又具有情感溫度的治理模式。在推動制度存量改革和制度增量創新的同時，我們清醒認識到由中華民族血親倫理結構拓展形成的姻緣、友緣、地緣、業緣等圈子文化深入到國家和社會建設之中的事實，而這一切都是圍繞人及其社會關系而展開的。近年來，在各地治理的實踐探索中可以發現，縣域層面社會治理中心歸口社會工作部管理，在涵蓋綜合受理區、調解區、訴訟區、聯合接訪區、勞動保障仲裁區、公證區基礎上，基本實現了群眾進一扇門、解萬般事的真實夙愿；由退休干部、行業專家、部門骨干等社會群體組成的基層說事工作室，高效促進了群眾矛盾的自主化解；外賣小哥、快遞小哥、貨車司機等新就業群體通過暖心驛站、司機之家等平臺獲得社會治理身份認同感進而反饋意見建議的方式，切實推動了治理問題甚至治理難題的及時發現及未訴即辦。社會治理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也具有充分的科學性。對于如何形成做好社會工作的強大合力這一問題，我們應善于運用先進的理念、科學的態度、專業的方法、精細的標準提升社會治理效能，增強社會治理整體性和協同性，提高預測、預警、預防各類風險能力，增強社會治理預見性、精準性、高效性，同時要樹立法治思維、發揮德治作用，更好引領和規范社會生活，努力實現法安天下、德潤人心。

　　新時代新征程，我們需要適應現代化強國建設中的數字基建和數字經濟發展趨勢，積極應對傳統黨建和“三新”黨建面臨的各種風險挑戰，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治理，推動實現民主參與和社會治理在主體對象、方式方法、制度安排、秩序效能等要素上的統一發展。深入學習領會并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社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正確理解和深刻把握社會治理中不同群體的“人的問題”，在一以貫之堅持人民至上的前提下走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在黨與人民群眾的“雙向奔赴”中不斷推動社會治理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