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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魏航(上海財經大學商學院黨委書記、講席教授),余典范(上海財經大學發展規劃處副處長、上海市智庫青年領軍人才)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復雜多變、產業政策博弈化等不確定因素增多,以數字化、綠色化為主要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正由傳統的“效率至上”向“統籌安全與效率”轉變。“健全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將一些產業鏈供應鏈的應急性、權宜之計予以規范化、體系化、制度化,是確保產業發展效率與安全的內在要求。
重視供需不匹配問題
在以地緣政治、貿易保護主義為主的風險和制約因素影響下,中國的現代產業體系仍存在“大而不強、全而不精”的問題,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
從邏輯關系看,“節點—鏈接—網絡”是構成產業鏈供應鏈的基本要素。“節點”特指參與經濟循環的各個產業環節所對應的主體;“鏈接”指的是節點間形成的經濟和技術聯系,如產品供應和銷售關系、商業信用關系、合作研發等;“網絡”則由節點間形成的多個鏈接組成,生產網絡、供應鏈網絡、價值鏈網絡和創新鏈網絡等都屬于網絡的具體表現形式。“節點—鏈接—網絡”有機結合,催生了產業鏈供應鏈“點—線—面”的復雜體系。
核心節點層面,創新能力不足,鏈主企業作用有待進一步發揮。在產業鏈供應鏈中,核心節點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前,一些核心節點的自主可控能力還存在短板。以半導體產業鏈為例,芯片設計和制造兩大關鍵節點對外依賴度高,產品制造和抗風險能力不足。鏈主企業往往被賦予推動產業鏈供應鏈整體發展“領頭羊”角色,但一些企業享受到了資源政策傾斜的紅利,卻未能如期發揮引領支撐作用。如受到地理位置、產業類別、信息壁壘、自身經營能力等因素影響,鏈主企業資源整合能力和價值創造力較差,產業集中度不高,無法推動產業鏈整體轉型升級;如鏈主企業嗅覺不靈敏,無法提前預判風險、及時消除風險,反而會將負面效應放大傳至鏈路中的其他節點,從而引發產業鏈整體產生巨大動蕩,增加中斷風險。
關鍵鏈接層面,存在縱向鏈接脫節、橫向匹配失調的問題。縱向鏈接上,供需不匹配引發的產能問題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以新能源汽車為例,新能源汽車市場愈發火熱之時,伴隨的是傳統燃油汽車市場產能過剩,背后的一個原因就是上下游企業存在信息延遲現象,最終造成鏈路的脫節。橫向融合上,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和人才鏈由于政策壁壘、地域壁壘、信息壁壘等因素,尚未實現精準匹配與融合,具體表現為:人才鏈薄弱失衡,數量具有優勢但尖端人才匱乏,制約創新鏈基礎研究、技術研發工作;缺乏核心競爭力的創新鏈,無法為產業鏈“卡脖子”節點提供關鍵技術支持;產業鏈的各個節點資金缺失或錯配,阻礙科技成果向經濟價值的轉換;產業鏈沒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又無法吸引人才,最終陷入惡性循環。
網絡建構層面,在高精尖產業規則和標準上缺少話語權。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發展,不僅是一個簡單的技術創新問題,還涉及技術標準制定問題。以半導體為例,涉及芯片設計和制造的核心技術知識產權大多由美國等控制。主動在戰略新興領域優先建立產業鏈供應鏈新規則、新標準,及時搶占話語權,是一個需要抓緊落實與推進的戰略課題。
聚焦“四鏈”深度融合
新形勢下,應以“強能力、重協作和建制度”為核心,全面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節點層面,重點關注產業鏈供應鏈創新能力、產品制造能力和運營管理抗風險機制建設;鏈接層面,聚焦“四鏈(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地區間產業轉移的制度創新;網絡層面,主要關注提升供應鏈網絡地位,打好規則引領牌。
以“強能力”為核心,提升關鍵節點尤其是鏈主企業自主可控的能力建設。按照技術導向和經濟導向優化鏈主遴選標準,如通信領域的華為、新能源汽車領域的比亞迪、半導體領域的中芯國際、關鍵礦產領域的五礦集團等。支持鏈主數字化改造和綠色供應鏈管理,構建行業高質量數據集和碳足跡核算平臺,協同上下游實現產業鏈數字化、綠色化協同升級。完善專精特新中小企業精準服務機制,引導私募基金、政府引導基金、產業基金等加大對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支持力度。
以“重協作”為核心,強化縱向和橫向鏈接的創新機制建設。優化“四鏈”融合的縱向貫通機制,統籌拓展產業項目的溢出效應,完善產業之間的耦合機制。可重點完善傳統產業為新興技術提供應用場景的發展機制,積極拓寬人工智能大模型應用場景,推動金融、醫療等行業大模型向精細化、專業化發展,助力其從輔助助手向精明決策者轉變。暢通“四鏈”融合的橫向協同機制,重點在于善用市場與政府“兩只手”優化“四鏈”深度融合的機制,解決供需脫節矛盾。可重點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實現技術與市場的雙向奔赴;圍繞產業鏈、創新鏈精準配置資金鏈、人才鏈,形成創新發展良好生態。
以“建制度”為核心,利用規則引領治理能力制度建設。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水平,要求在技術網絡、市場網絡中具有治理地位,在產業規則和標準上具有話語權,并擁有反制和威懾的“殺手锏”等。除了傳統的技術標準、產品標準之外,還應積極尋求在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規則、數據規則、綠色規則等方面的全球參與機會,不斷構建與完善“中國規則”“中國方案”。
ESG方面,可統籌整合具有影響力的國內外評價指標體系,探索推出具有普適性、專業性的標準,包括重點推動鋼鐵、石化、建材、電力等行業企業,向可持續、負責任的發展模式轉型;鼓勵金融機構在風控體系中引入ESG表現,鏈主企業通過踐行ESG來構建風險分擔、優勢共享的“共贏鏈”,以供應鏈金融方式幫助上下游企業充實現金流。
數字化方面,可制定統一的數據標準和接口規范,確保供應鏈各環節信息無縫對接、實時共享,提高透明度和協同效率;推動實時監控和預警系統建立,提高對供應鏈狀態的監控以及對異常情況的響應能力。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中興通訊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孿生等技術,建設起生產運營可視的柔性智能工廠,就是值得研究乃至探索推廣的案例。
綠色化方面,可推行環境友好型標準和碳排放規范,制定綠色認證和評估機制,鼓勵企業采納環保技術和工藝,確保供應鏈各環節符合環保要求,減少環境風險并提升安全性。為此,建議在“一帶一路”牽頭制定具有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的規則體系,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