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任伍、史曉雯（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加速了這一美好愿景的實現。2022年末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產品問世，及隨后展開的中國百模大戰，引發了全球對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廣泛關注和應用。數字技術作為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和動力，正在重塑中國的社會結構、商業生態和職場文化，有效利用數字技術不僅大幅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激發企業創新、增強員工效能及促進個人職業發展，促進人們物質富裕，而且也創造、發明了更多的精神產品，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賦能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富裕。

　　數字技術具有賦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內在能力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一個多層次、多內涵的豐富概念，是相對于社會發展、經濟富裕要求而言的動態范疇，盡管還未形成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確切定義，但毫無爭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愿景一定是在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中得以實現。“精神需要—精神生產—精神享受”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踐邏輯，而“需要—滿足—新需要—再滿足”是精神生活發展的動力。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精神生活是人類生活整體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人生活的靈魂所在，它以物質生活為前提，同時又超越于物質生活，具有獨立性。人的精神需要是精神生活形成的直接動力，而精神生產和精神交往是精神生活形成的兩種路徑，精神生活比物質生活更能體現人的存在及其本質，只有觀照到人的這種歷史自覺，才能催生人的生產訴求和實踐結果。從人類動機理論來看，精神需求的滿足是驅動個體行為和自我發展的核心動力。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指出，當個體的基本生理和安全需求得到滿足后，自然會追求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如歸屬感、尊重和自我實現。因此追求精神生活、滿足精神需要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是實現個體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精神生產和享受的前提條件。

　　數字技術具有高效性、互聯互通性、平等性和全周期性，抗干擾能力強，保密性好，通用性強，去中心化，可以將不同的資源有效地聯結起來，形成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方式。通過充分調動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居民的積極性，形成新的社會連接方式，能夠打破傳統的戶籍、區域、單位等組織邊界，形成社會個體之間新的連接機制和相應的社會結構，為不同群體提供獲取知識和資源的平等機會，有利于賦能精神生活的豐度和廣度。

　　數字技術通過賦能，創造出更多的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精神產品，豐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使人的感官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心靈獲得凈化和寧靜。作為一個虛擬與現實結合的去中心化的平行世界、人類由碳基文明轉化為硅基文明的標志性產物，“人工智能＋機器智能＋人機智能”組成的數字技術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內置了社交網絡，被賦予了人類所獨具的對外感知、社交、情感、思維、自我意識、判斷力甚至自由意志、模式識別等精神層面的東西，人工智能的行為和思維能夠像人類一樣靈活應對各種情境，進行情感交流和互動。

　　腦機連接、機器知覺、語音語言處理、智能搜索、復雜系統規劃、情緒感知、知識學習以及交互算法等更高階技術運用，將人們帶入到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和信念相融合的數字認知世界，使人們擁有沉浸式的體驗，獲得無限貼近現實的精神快感，不僅延伸了人的大腦、五官和四肢，實現了“人的延伸”，而且復制了人的意識和思維，讓人成為“延伸的人”，從而給人類帶來了新的精神滿足和愉悅。

　　實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初心和使命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精神生活是人類特有的，是人類的本質特征。數字技術賦能人民精神生活富裕的技術特征，與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具有很強的契合度。中國共產黨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政黨，將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的精神境界極大提高，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共產主義理想社會作為自身的追求，致力于領導人民實現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都富裕的共同富裕，盡最大的努力滿足人民對科學的追求、對知識的渴望和對自己發展需求的精神生活滿足。

　　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通過辦學、掃盲、辦報、出書、廣播、演劇、演講等方式，為人民群眾提供豐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艱苦的物質條件下營造出朝氣蓬勃的精神狀態，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偉大革命精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用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和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大力開展掃盲和掃除封建迷信、改革陳規陋習等移風易俗活動，推動教育科學文化事業除舊布新，引導人民群眾積極改造舊思想、舊觀念、舊習慣，為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富裕打下堅實的基礎。

　　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同志強調社會主義不僅要在物質上富裕，還要在精神上富足，強調大力發展教育、科技、文化等精神生活，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促進物質生活富裕的同時，也要推動精神生活發展。

　　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更加重視廣大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黨的二十大報告將“豐富人民精神世界”明確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并指出“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意味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逐漸從實踐探索邁向理論建構。

　　數字技術賦能，進一步加快了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這一偉大事業的速度，擴大了人民群眾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度和廣度，并創造出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精神生活場景，人民的精神生活也逐漸數字化、自助化，進一步促進新的“自助餐式”精神形式的出現，人民精神生活具有更強的互動性，且向著“更加具身”和“更加虛擬”的方向深化發展，弱化了真實與虛擬間的絕對差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對于人的發展具有本質性意義，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共同富裕實現規律認識的高度升華和理論自覺。

　　有效促進數字技術賦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包括個人、群體、社會和國家多元主體，尤其需要每個個體具有集體意識和國家、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形成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共同體”。

　　數字技術對精神生活的影響既是深層次的也是多維度的，通過“人的延伸”和“延伸的人”兩條路徑，深刻改變了傳統精神生活的運行邏輯，科學技術將“人是機器”轉化為“機器是人”，延伸了人的體力和腦力，進而“人是數字”轉換為“數字是人”。數字技術為精神生活的豐富性與普惠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但同時也面對多種現實挑戰，包括精神產品供需結構的失衡、精神生活分化加劇、信息過載引發的精神困境、算法偏見以及隱私泄露等系統性風險，不僅限制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實現進程，還可能進一步加劇精神生活的不平等。數字技術賦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以通過虛擬現實、人工智能等工具，將精神生活的場域從傳統的物理空間延展到虛擬空間、數字空間，并進一步發展為增強空間，使精神生活的空間邊界與體驗形式均得到拓展。數字技術直接作用于人體，通過健全、彌補和增強身體機能，提供超越自然界限的感知與體驗能力，提升精神生活的質量和層次，從而提升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數字技術賦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可從以下方面有效促進。

　　第一，推動數字基礎設施的普惠發展，縮小精神生活的數字鴻溝。政府應加大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特別是在欠發達地區和技術落后群體中，推廣基礎數字素養的教育和培訓。通過政策補貼或減稅，降低智能設備的購買和維護成本，讓更多社會群體能夠平等地接觸和享受人工智能賦能的精神產品。

　　第二，加強對數字技術倫理問題的規制，推動技術發展與社會倫理協調發展。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必須與社會倫理規范的完善同步推進。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加快制定針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法律和道德規范，特別是在算法偏見、隱私保護和自動化決策透明度等關鍵問題上，建立有效的監督與問責機制。通過提高技術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減少因技術進步帶來的社會不公正，增強公眾對數字技術的信任感。

　　第三，構建職業安全網，推動勞動力向新技術崗位的過渡。隨著數字技術和自動化技術逐步取代傳統崗位，政府應加強勞動力市場的保護政策，完善職業安全網，減輕個體因技術進步帶來的職業焦慮感。通過職業再培訓、技能提升計劃等方式，幫助勞動者適應新興的技術崗位，緩解因職業替代帶來的精神壓力與社會不安。同時，政府還可以鼓勵企業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提供更多的就業支持和過渡措施。

　　第四，優化信息配置機制，防止信息過載與精神壓力加劇。針對信息過載和數據洪流問題，政府和科技企業應加強對信息推薦算法的監管與優化，推動建立更加健康的精神生活生態系統。通過限制對算法的過度依賴和內容同質化傾向，確保用戶能夠獲得更多元和高質量的精神產品。同時，開發更加人性化的數字工具，幫助用戶有效管理信息流，減輕因信息過載帶來的精神疲勞。

　　第五，強化數字技術體系，防范系統性風險。政府應加強對關鍵領域（如醫療、金融、交通）的技術安全監督，推動數字技術系統的冗余設計和安全防護。確保技術失效時社會系統能夠迅速恢復運行，減少技術依賴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同時，建立技術失效的應急響應機制，確保在危機發生時能夠及時采取措施，保護公眾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