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馮建勇（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研究員）

　　20世紀80年代至今，受后現代、后殖民理論影響，部分西方學者依托民族國家敘事宣揚“中國乃漢族國家”，用所謂殖民話語解釋中國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治理。他們不僅否認歷史事實，還攻擊新時代中國的邊疆治理政策。因此，有必要對其進行辨析。

　　制造“民族國家陷阱”

　　1840年以后，伴隨著條約體制與民族國家體系的沖擊，民族國家建構敘事對中國影響甚大。近代以來，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基于“追趕”的心態，不免模仿西方民族國家觀念來塑造國民、建構國家。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持續發展并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越來越多的國內學者開始反思：從傳統王朝國家體系的“大一統”理念轉向民族國家體系的“均質化”觀念，是否符合中國歷史演變的實際情況？事實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建構及成員國相互承認，應被視作特定歷史階段的現象：民族國家的排他性治理權力形成于具體歷史場景（近代歐洲），伴隨著歐洲國家的殖民擴張，通行于歐洲的“特殊主義”國家形態演變為風靡全球的“普遍主義”世界體系。中華民族概念之所以能夠引起長時段、大規模的論辯，乃因學者們一直希冀將中國的歷史和經驗裝進信奉“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民族國家概念體系去呼應西方理論，而以西方的歷史經驗提煉的宗教、族裔民族理論與中國的歷史事實差距過大，無論怎么“削足”，終不能“適履”。

　　中華民族并不是西方經驗意義上的“民族”。西方經驗意義上的民族，是在文藝復興以后王權與教權的反復爭奪中形成的。因此，以西方世界經驗提煉的民族概念不僅不能解釋中華民族的內涵，反而制造出無數麻煩。正如恩格斯所批判的那樣，即便在歐洲，也“沒有一條國家分界線是與民族的自然分界線，即語言的分界線相吻合的”；新建立的國家僅僅在理論上是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他們和歐洲歷史上的君主制國家一樣，都是多民族的。就此而言，西方學者以近代國家形態來想象、理解古代國家，用民族國家觀念來審視中國的歷史疆域，宣稱“長城以外非中國”，本質上是在制造“民族國家陷阱”。民族國家世界體系及其賦予的方法論會在基本的“中國”問題上難以自洽：學者研究當前某一地區的歷史，考察其歷史疆域之演變，往往不自覺地使用自己所處時代的話語體系、敘事方式去框套歷史疆域形態，這種硬搬過來的民族國家世界體系中的領土原則，自然與中國疆域形成發展的歷史事實方枘圓鑿，與中國歷史疆域觀更是捍格難通。

　　以殖民話語框套中國歷史

　　“因俗而治”是中國歷代中央王朝治理邊疆的基本政策，“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該政策的核心。“因俗而治”的政策與歷史時期國家政治、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有利于中央王朝在邊疆施政并維護當地社會穩定。

　　然而，在西方殖民話語體系下，一些國外學者把古代中國描繪為一個與近代英、法、德、日等類似的“殖民帝國”，而中國王朝國家對邊疆地區的治理亦被視為“殖民活動”。這源于他們以近代西方歷史語境解釋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歷程。歐洲絕大部分近現代國家的建立，是以民族國家形式從帝國（如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神圣羅馬帝國）或殖民帝國中分離出來、獨立建國的結果，“帝國”“殖民”已成為其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中國則是基本保留前近代疆域的現代國家，一些西方學者將這種“令人吃驚的統一”看作“中國的神話”。因此，以近代西方經驗框套中國的歷史變遷，自然無法解釋古代中國的王朝更替與文明延續問題。

　　與近代西方國家的擴張拓殖不同，中國歷代王朝憑借“大一統”“天下觀”“華夷同源”等理論，致力于將“諸夏”與“四夷”聯為一體。歷史上，華夏邊緣地帶的區域文明板塊如“東北漁獵耕牧文明”“北方草原游牧文明”“西域綠洲農牧文明”“青藏高原農牧文明”等，為中國歷史疆域的形成注入不竭動力。受地理環境和社會經濟形態影響，各區域文明板塊開創了各自的早期歷史文明支流。這些支流在歷史的長河中交相融匯，遂成主流，共同締造了中國疆域、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并賦予古代中國各王朝和政權文化繼承性與疆域連續性。

　　西方學者的殖民話語和民族國家敘事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學術領域，其研究結論被反華勢力利用，成為煽動分裂中國的理論基礎。尤其需要關注的是，在當前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大背景下，西方反華勢力不斷圍繞新疆、西藏等地區炒作所謂“殖民主義”，進而制造“強迫勞動”“文化滅絕”等所謂“議題”，歪曲抹黑中國邊疆地區的開發治理。

　　民族國家體系、殖民主義理論等產生于特定環境和經驗條件下，并不具有歷史應然的超越性。在研究中國邊疆歷史時，我們應立足于中國從古至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流趨勢和基本事實，切不可簡單套用西方概念、移植西方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