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康麗（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認識遺產化契機：春節作為人類共同遺產的對話意義

　　2024年12月4日，“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下簡稱“代表作名錄”）。我們在慶祝的同時，也可能會產生些許不解之惑：為何中華民族的節日傳統需要尋求國際認可？為何在民眾日常生活中依舊活躍的節日實踐，需要申報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保護的名錄？之所以會有這些疑惑的存在，是因為我們對非遺保護中“遺產”的深層含義與“保護”的最終目標闡述得尚不充分。

　　談及“遺產”，人們慣用“向后看”的思維方式，從歷史的視角認知遺產的價值和意義，將其視為過去時代的遺留物。然而，著名文化遺產研究者大衛·羅文塞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截然不同的視角，即“遺產根本不是歷史；雖然它借鑒了歷史研究，并使其活躍起來，但遺產是對過去的頌揚，而非探究，它不是為了揭示實際發生了什么，而是為了適應今天的目的而對過去的一種信仰”。基于這一視角，我們可以理解，遺產并非歷史的簡單復刻，而是人們基于當下的需求和目的重釋歷史并賦予其新意義的產物。這一遺產的含義是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以下簡稱《非遺公約》）對非遺的界定的。

　　在《非遺公約》的框架下，非遺作為用來指涉活態遺產的概念，“不僅代表著從過去繼承下來的傳統，而且也代表著不同文化群體參與的當代鄉村實踐和城市實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巴莫曲布嫫譯）。這意味著，每個時代的文化主體都在與既往傳統互動的過程中，以具有時代特征的創造性實踐豐富著非遺的內涵與表現形式，使其始終處于一種活躍且持續生產的狀態。春節在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的活態存續，是其作為遺產項目列入代表作名錄的基本標準。申遺工作不僅不與之矛盾，反而為其在當代社會的傳承與發展開辟了新的契機。這一契機與實施非遺保護的最終目標緊密相連。

　　2016年，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為《非遺公約》所作序言中明確指出：“世界正在尋找促進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的新途徑。此時，我們需要有凝聚力的項目，將不同的人團結在一起。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正是這樣一個對話和行動的平臺。每個國家、每個社區都可以在這里發出自己的聲音，分享自己的愿景，并發揮文化多樣性的創造性力量，以鞏固我們共同的價值觀。”可見，在世界范圍內推行非遺保護的最終目標，不僅是為了保護無形的文化遺產，而且要在此基礎上通過豐富的文化多樣性和人類創造力，為各群體間開展新的對話創造條件，以文化繁榮促進世界和平與可持續發展。因此，春節申遺成功也為達成這一目標搭建了一座新的對話與交流的橋梁。

　　這座橋梁的搭建，意味著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社會實踐，不再只是中華民族內部的文化認知、觀念表述和情感表達，而是通過涉及遺產的識別、選擇、制度確認以及最終納入公共認知的遺產化過程，轉化為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與全球共享的文化資源。我們需要充分認識這種轉化為促進文化間對話帶來的積極意義。在這一轉化過程中，春節所蘊含的文化意義、歷史價值和社會功能將超越既往所屬社區、群體的邊界，得到更廣泛的認知與理解。作為非遺項目，春節不僅是中華民族根和魂的代表，還可以成為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相互欣賞和尊重的重要平臺。這種文化間的交流與融合，在為春節的保護、傳承和傳播提供新契機的同時，也用歡慶的方式為增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可持續性和包容性提供了新契機，讓非遺保護在繁榮人類文化的過程中，達成世界和平和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秉持過程性保護理念：維護春節生活傳承獨特性的關鍵

　　作為中國民眾生活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節慶傳統，春節在民眾生活傳承中實踐方式的多樣性和異質性，既是其節俗傳統特質的表征，也是保持其文化生命力的關鍵。從除夕夜的闔家團圓到元宵節的逛會觀燈，從北方的包餃子到南方的煮年糕，從山西陽泉的娘子關跑馬排春節到廣州的行花街，從寧夏固原的六盤山區春官送福到吉林前郭爾羅斯的查干薩日習俗……中國人慶祝傳統新年的實踐，因地域、民族和家庭的不同，展現出異彩紛呈的面貌。這種特性不僅賦予了春節文化內涵以復雜的張力，也使其以包容的特性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標志，不斷地為中國民眾提供著身份認同感和持續感。

　　保護春節，首先是要保護春節在民眾生活傳承中多樣共生且極具活態的存續力，這是非遺保護基本理念——過程性保護的要求。這種保護理念強調的是保護“世代傳承或傳播非物質文化遺產所涉及的過程，而非具體表現形態的產物”（《何謂非物質文化遺產？》）。從這種理念出發，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代表作名錄的項目，春節的保護與傳承，既不能停滯在對其當代最終形態或靜態成果的保護，也不能趨向于全盤溯源或復古式的恢復實踐，而應是在充分尊重春節實踐主體的前提下，通過多元行動方的協同實踐，推動系統化保護措施的實施，使其可以兼具所涉階段的全面性和針對項目特質的適應性，以此維系主體實踐的活態性和春節的存續力。

　　過程性保護是一個持續動態的實踐過程。把握這一過程尺度的關鍵，在于充分認知春節在所屬主體生活中的文化意義和社會功能，即春節不僅是辭舊納新的節點、親人歡聚的場合，更是中國人將對時間流轉、家國一體等理念的認知納入節慶生活以便傳習的情感實踐與知識生產。想要實現這種認知，既需要落實實施非遺保護的最終目標，即通過相關知識與技能的世代相傳，增強社會凝聚力、激發認同感與責任感，也需要鼓勵并引導民眾逐步養成“文化自覺”的意識，主動探究春節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明晰對春節文化意義與社會功能的“自知之明”，就是在維護深植于民眾心中的認同紐帶。把握了這一關鍵，我們才有能力辨析春節實踐形式多樣變化的性質：哪些屬于傳統的傳承？哪些屬于傳統的發明？哪些發明是基于固本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哪些發明只是基于資本運轉需求的“魔改”？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遺公約》的宗旨強調要充分尊重遺產創造者、持有者及傳承者的主體權利，以及遺產表現形態的多樣性。這一宗旨與春節作為民眾生活實踐的本質特征高度契合。這要求我們不能墨守成規，讓春節成為僵化的儀式堆砌，而是要在尊重歷史傳承的基礎上，理解其與當代民眾生活需求的內在聯系；也不能為迎合短期資本需求盲目創新，而是要在理解其背后文化底蘊的基礎上，尊重且包容各地文化主體的選擇及由此產生的文化差異。只有這樣，才能確保春節的保護與發展順應時代變遷，滿足當代社會的文化需求，繼續發揮其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標志的作用。

　　警惕“泛非遺化陷阱”：確保傳承的存續力與再生產的適度性

　　我國在國家級實施非遺保護不過20年，但在既往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傳統的基礎上，非遺保護已經造就了令人矚目的文化傳承與傳播熱潮。作為研究者，我們面對熱潮，通常會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靜的思考，尤其是在積極推動春節的傳承與發展的同時，我們也要對春節保護實踐可能經歷的“泛非遺化陷阱”及其攜帶的潛在風險保持足夠警惕，確保春節的傳續和發展不被簡化或曲解。

　　“泛非遺化”是在非遺保護熱潮中逐漸顯現的一種傾向，是指在文化生產過程中過度寬泛地詮釋和應用非遺概念。依據《非遺公約》的明確界定，非遺指被相關社區、群體或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且“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被不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述、表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泛非遺化”則可能忽略上述界定對主體賦權、活態實踐、社區為重等核心特質的強調，泛化地將非遺等同于具有歷史積淀的文化實踐或文化產品。隨著非遺在傳承、傳播和再生產的過程中與經濟、文化資本的糾葛日漸加深，這種“泛非遺化”的趨勢愈發明顯。它傾向于擱置非遺作為鮮活文化實踐的主體性與語境邊界，將非遺抽象為帶有濃烈文化等級意味的標簽，使資本價值凌駕于文化意義與社會功能之上，從而陷入“泛非遺化陷阱”。

　　這種陷阱的形成，是放棄文化自覺、背離過程性保護理念的結果。陷入此類陷阱，會使包括春節在內的眾多非遺項目面臨去語境化、過度商業化和靜態化的風險。比如，一旦為追求社會認可與經濟效益而使不同群體的春節實踐陷入名義被泛用、誤用、濫用的困境，那么負載了非遺標簽的春節產品，會因其所暗喻的等級固化使春節的傳承呈現出認知淺薄化的傾向，不僅會削弱春節的地域或民族特色與相關實踐的多樣性，令春節的實踐方式呈現出物化的傾向，也會使這一承載著豐富文化價值的節日傳統面臨被簡化和同質化的危機，導致其文化意義的消解和傳承活力的削弱。一定意義上，所謂“年味漸淡”的憂慮，即是這種陷阱風險的外化展現。

　　為有效應對“泛非遺化陷阱”帶來的風險與挑戰，我們要建立的是能夠兼容過程性保護與包容性再生產的框架。這一框架下，我們需要在尊重春節生活傳承本質的同時，重視并維護其地域、民族特色和多樣性；在平衡保護與創新的關系時，確保春節意義與功能表達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尊重并吸納不同群體對春節的多樣性解讀和訴求，以包容的態度豐富其文化內涵，促進其當代再生產的可持續性和創新性。這樣，我們才能充分把握春節申遺成功帶來的文化繁榮與發展的新契機，在提升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和國際影響力的同時，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尊重、欣賞與理解，在文化間對話的實踐中，達成實施非遺保護以文化促和平的使命。

　　《中庸》有言：“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讓我們攜手并進，為保護和傳承包括春節在內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貢獻智慧與力量，共同書寫非遺保護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