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曉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上世紀60年代，浙江楓橋干部群眾創造了“楓橋經驗”。此后，“楓橋經驗”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各地緊緊依靠群眾探索創新，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經驗做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健全社會治理體系并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貫徹落實這一重要要求，需要加強社會學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研究，更好服務我國基層治理創新。

　　“楓橋經驗”形成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發展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創新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幾十年來，“楓橋經驗”的內涵不斷豐富，從社會治安領域擴展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領域。我國社會學界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典型，對基層治理創新進行了深入研究。

　　圍繞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階段開展研究，助力夯實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楓橋經驗”是在基層就地化解矛盾糾紛的典范。對新時代“楓橋經驗”開展研究，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深入分析矛盾糾紛的起源及其化解過程。圍繞這一方面，我國社會學者從現代風險社會的特點以及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行為方式、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入手開展研究，為理解和把握新時代“楓橋經驗”提供了重要參考。矛盾的產生及發展演變有其自身規律。抓住矛盾產生原因，把握矛盾發展邏輯，主動分析風險點，提前介入矛盾發展過程，才能有效化解矛盾。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變，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社會矛盾糾紛增多，發現、防范、處置難度增大。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必須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抓住矛盾糾紛新特征，把握矛盾發展演變規律，進行積極應對。

　　圍繞黨的領導與群眾路線相結合開展研究，助力完善基層治理體系。新時代“楓橋經驗”是黨領導人民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探索，是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的生動實踐。近年來，我國社會學者對基層社區中黨組織功能、居民參與、志愿活動、社區組織等多方面加強研究，并對城鎮化進程中的社區改造、社區融合、新市民群體等開展研究，為推動基層治理創新提供了參考。基層黨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提高基層黨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才能把群眾的合法權益維護好、合理訴求解決好、智慧力量凝聚好。人民群眾是基層治理的參與者、受益者、評判者。促進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找準國法與良俗共通點，充分發揮當地群眾傳統美德、風俗習慣等作用，才能把基層治理變成億萬人民參與的生動實踐，增進群眾對矛盾糾紛化解工作的認同。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在黨的領導下統籌各方力量，在以法治為手段化解矛盾的同時強化德治的“潤心”作用。

　　圍繞數字技術賦能基層治理開展研究，助力提升基層治理能力。新時代“楓橋經驗”從網下拓展到網上，通過數字技術賦能增強基層治理效能。近年來，我國社會學者分析了數字技術在保障社會治安、防范風險隱患、把握群體行為、提升社區運營能力和服務質量等方面的作用，探討了數字技術應用中可能出現的數據安全、數字鴻溝等問題，為提高基層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提供了支撐。一些地方創新形成網上“楓橋經驗”，充分發揮互聯網在收集民意、發揮民智等方面的優勢和功能，發揮“城市留言板”“民情在線”等平臺的作用，激發了人們參與基層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要強化科技支撐，發揮數據要素的重要作用，用科技力量助力基層治理創新。

　　此外，還有一些社會學者深入城鄉社區，參與提高社區自組織能力、調解社區矛盾糾紛、地震災后重建、支持青年回鄉創業、培育社區社會組織等工作，獲得了許多一手資料，為加強基層治理創新提供了案例支持。

　　同時也應看到，社會學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性。比如，挖掘和提煉不夠，大多還停留在對實踐案例的梳理與分析，沒有凝練出具有一般性的概念和范疇；又如，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發展，面對當前基層社區快速變化、治理場景多樣、群體差異較大等情況，沒有形成能夠有效指導實踐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路徑；等等。為此，要進一步加強對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研究，為推動基層治理創新提供思想助力。一是加強跨學科交叉研究，從多學科視角分析基層治理創新實踐，形成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的基層治理理論。二是緊跟經濟社會發展實踐，圍繞新經濟組織在基層治理中的作用、新就業群體的社區融入等新領域新課題進行研究。三是加強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結合，通過開展針對不同場景的應用研究、開展社區治理干預實驗等，在實踐中推進理論創新、總結提煉可借鑒可推廣的基層治理模式，提升基層治理現代化水平。四是提升社會工作人才培養質量，建強社會工作者隊伍，發揮社會工作人才在基層治理創新中的作用，更好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