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曉（中國農業科學院特聘研究員、研究生院馬克思主義教研室主任）；韓煒（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健全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體制機制。傳承好中華傳統美德，對于推動城鄉融合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闡釋中華傳統美德在新時代的內涵，以及中華傳統美德在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建設中的意義，對于進一步加強鄉風文明建設、助力鄉村全面振興有重要意義。

　　準確釋讀中華傳統美德

　　中華傳統美德由觀念性的思想體系和規范性的行為模式兩部分組成，在中華文明歷史長河中不斷演化、發展。

　　從觀念性的思想體系看，在對天道的探究和歷史的分析中，中國人得出“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和“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等結論，敬德崇德以及厚德載物、民無德不立等就成為中國人的基本信念。在天道與人道關系的探究中，提出人為“天地之心”“天地之德”以及“生生為仁”等觀念，產生出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中國式人本主義，形成重視民生、重視百姓冷暖安危的思想。在國家與民眾關系的分析中，產生了“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民本主義，形成了民貴君輕和政府應該為民作主、為民服務等思想。中國人還從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觀念中，產生“民胞物與”“家國同構”“天下大同”的情懷，形成“天下為公”的觀念。寬容是中華傳統美德的鮮明特色，中華文化的這種寬容性通過示范、引導、覺悟等傳統方式來影響人民的行為。它決定了中華美德的傳承方式，主要是通過歷代先賢的事跡、時代先鋒的作為，來打動人心、感動民眾、鼓舞人民。與西方文明相比，中華文明自古建立起這樣一套不依靠宗教、不依靠神學的觀念體系，解決意義和價值問題。以此觀念體系為基礎，形成世代相傳的、規范人們行為的模式。

　　作為規范性行為模式的中華傳統美德，內涵極為豐富，比如自強不息、誠實守信，孝老愛親、守望相助，扶危濟困、懲惡揚善，為政以德、天下為公等。它們是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的源頭。“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禮還體現在對等和相互，需要互以對方為重，互諒互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這種“對等式平等”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安徽桐城“六尺巷”典故體現的就是這種相互禮讓精神。由此產生的“六尺巷工作法”，沁潤著中華美德的光輝。其一是釋理明法，強調用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偏不倚、公平公正；二是強調禮讓的對等性，不只是單方的，而是互諒互讓；三是由強的一方首先作出禮讓，弱的一方也對等表示；四是得理也可以讓人，體現公道、寬厚。除了禮文化，孝文化也是中華文化特色。《孝經》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真正的孝道是既尊重自己生命，也尊重他人生命，是繼承先人遺志、接續奮斗、作出貢獻。至于奉養父母、關愛親人，則是孝道在現實中的一種重要體現，不是孝道的全部。

　　對中華傳統美德進行準確釋讀，實現其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是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同時，中華傳統美德還必須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結合。

　　實現中華傳統美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有機融合

　　中華傳統美德是不斷演化、變革的歷史產物，是具體的、歷史的，而非抽象的、不變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凝結著全體人民共同的價值追求，又蘊含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價值目標，是當代中國精神的集中體現。毋庸諱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些概念來自西方，但這些概念的內涵與西方社會同類概念已經有較大差異也是事實。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決定了中華傳統美德須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融合。簡言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只有接納了中華傳統美德才有了歷史文化支撐，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中華傳統美德進行改造，中華傳統美德才更具時代性、先進性。當然，兩者之所以能夠結合，關鍵還在于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觀，是同我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優秀歷史文化和廣大人民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由三個層面組成。在國家層面的價值目標是“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富強是中國人始終追求的目標，孔子被問到去衛國如何治理時，回答是“先富之”，就是先讓百姓富裕起來。鄧小平同志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人民民主的內涵與西方憲政民主有本質差異，而與中國式人本主義和民本主義相契合。文明、和諧這一核心價值，與中華文化強調仁義、以和為貴一脈相承。社會層面的價值取向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自由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前提，共產主義理想建立在“自由人聯合體”基礎之上。與一般認知不同，中華傳統文化浸潤著深刻的自由精神。無論從《莊子》的“相忘于江湖”及“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還是《孟子》的重“天爵”而輕“人爵”及“浩然之氣”，都體現出中華文化特有的精神氣質，即追求人格和精神的獨立自由。這種精神氣質成為近代中華民族追求獨立、自由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人講平等，除了有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實質性平等傾向，還追求對等式平等，即良好的人際關系須建立在互以對方為重的基礎上。中國人對公正的追求更是浹髓淪肌，天下為公的首義是對天下蒼生的一視同仁和不偏不倚，其實質是公平公正。當我們深入分析古代中國思想，可以從中挖掘對現代法治有借鑒意義的思想。“皋陶只知有法，不知有天子之父。”這種法律面前不徇私情、法律尊嚴高于天子之父的思想，與韓非的“法不阿貴”同樣具有現代意義。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是“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現代中國人愛國的價值觀，是伴隨著近現代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而形成，但家國同構的傳統觀念，在現代愛國主義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的基礎作用。長期受農耕文明熏陶的中國人所固有的勤奮、節儉的品格，使勤儉持家、勤勞致富成為中國人的精神信條。這種精神也是敬業這一價值觀得以成立的基礎。中華傳統美德的“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等，同樣是現代中國人誠信價值觀的基礎。中華傳統美德推崇與人為善的“性善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率先垂范”的“絜矩之道”，共同納入友善這一核心價值觀的基礎。

　　毫無疑問，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包含了極為豐富的中華傳統美德的內容，體現了民族性、時代性、先進性。當然，中華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不是完全包含的關系，或者說并不是完全相等的關系。從內容上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并沒有將中華傳統美德的所有元素包括進去。我們要在實現中華傳統美德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融合中，進一步研究中華傳統美德在促進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中的作用，構建起更加系統、穩固的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

　　加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

　　作為行為規范的中華傳統美德須在具體領域中表現出來，體現為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它們是中華傳統美德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的具體化，加強這方面建設構成了中華美德傳承體系中的關鍵環節。

　　個人品德建設是中華傳統美德傳承的基礎。個人品德建設的起點是明確個體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的身份以及權利、義務。只有首先筑牢中華民族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才有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可言。個人品德建設是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的根本點；家庭美德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基石；職業道德是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必然產物，維持著社會經濟系統的良好運轉；社會公德是社會共同體中人們需要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體現著社會的文明程度和現代化程度。從本質上說，社會公德是個人品德、家庭美德向社會領域的擴展，是從小愛向大愛的發展。當然，中華傳統美德不僅體現在個人、家庭、職業、社會等領域，也體現在政治、國家等領域。為政以德是中華傳統美德在政治領域的體現，克己奉公、勤政為民、清正廉潔成為政德的基本元素。精忠報國、反對分裂、民族和睦則是中華傳統美德在國家層面的基本要求。加強對中華傳統美德在具體領域表現的研究，發現存在的問題和提出應對之策，在中華美德傳承體系建設中至關重要。

　　當前，中華傳統美德的傳承也面臨諸多困境。比如，一些村莊“形雖在，神已散”，出現不孝父母、不管子女、不守婚則、不睦鄰里等現象。農村地區紅白事中的盲目攀比與大操大辦的不良風氣，也給農民帶來負擔。市場經濟的功利導向，以及中華傳統美德教育的缺失，使一些農村地區思想道德的根基遭受侵蝕，這是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在解決這些問題方面，各地做了許多積極有效的探索，如借鑒傳統文化資源建立鄉規民約，建立個人糾紛社會協調機制，強化農村黨組織的引領作用，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等。在這些探索中，中華傳統美德的重建無疑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它是鄉村全面振興中的鑄魂工作。加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建設好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對鄉村全面振興有著特別重要的戰略意義。

　　發揮好中華傳統美德在鄉風文明建設和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中華文化的一體多元特色在當代中國依然非常鮮明。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華傳統美德傳承必然存在古與今、中與外、理想與現實因不同價值取向而發生矛盾的問題。這種矛盾既體現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之中，也體現為中華傳統美德自身的局限性。認清這一點，對于真正發揮好中華傳統美德在鄉風文明建設和鄉村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積極意義。

　　毋庸諱言，包括民事法律制度在內的我國法律制度的建立過程，大量借鑒了西方法律制度的原則，西方的一些價值觀隨著這些法律制度進入中國社會，這些價值取向與中國人抱持的傳統價值觀會產生沖突。如何平衡個人權利與公共利益的關系，是民事司法實踐的一個難題。最高人民法院在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所作的工作報告，首次提到“六尺巷調解法”，體現人民法院堅持把調解引進司法活動的理念，強調把調解挺在訴訟前面，體現司法謙抑性，彌補單純依靠司法判決的不足，實現法、理、情的高水平統一，實現個體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平衡。“六尺巷調解法”傳遞了用先人智慧、用中華傳統美德來化解內部矛盾、民事糾紛，實現高質量基層治理的要求。我們過去曾有過迷信訴訟和審判的階段，以為只有通過這樣的司法程序才能實現社會的正義，但實際結果卻不盡如人意，一些基層審判人員每年要承接幾百起訴訟案件，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做到高質量審判每個案件，讓百姓在每一起司法審判中感受公平正義，面臨極大挑戰。利用好中華傳統美德這一資源化解社會矛盾是我們應有的選擇。

　　“親無訟、尚和合、崇謙讓”的美好社會圖景，是我們要努力實現的目標。“無訟”的思想對古代中國社會影響很大，但我們不應簡單解讀為輕視司法、抑制法治。現代社會的“親無訟”，其實質是更多利用傳統資源來協調和化解社會矛盾，不是所有糾紛都必須通過司法程序解決。這一點對實現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高鄉村治理水平有積極意義。通過加強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用中華傳統美德的資源來化解社會矛盾，實現“富潤屋、德潤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目前已經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做好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融合，同時也要清醒認識到中華傳統美德傳承中的內在矛盾和局限性。這對于構建起更加有效的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中華傳統美德作為一種觀念體系、行為規范，緊緊依托于具體的社會關系。評價一個社會成員的行為價值，往往會隨著社會變遷、社會情勢的不同而發生改變。這就需要我們用更加寬容、平衡的心態看待中華傳統美德建設，用“為仁由己”的精神建設一個更加包容、和諧的社會。此外，在用中華傳統美德資源調解社會糾紛時，一個重要前提是當事雙方要有互諒互讓的精神。比如一些地方，瓜農對偷竊西瓜的人不敢驅趕，擔心發生意外而面臨賠償；路人對倒地的老人不敢扶，害怕被訛詐等。這類事例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并非個案。我們需要認識到單純依靠道德感化解糾紛，存在一定局限性，最終還要依靠法治手段對不法行為嚴以懲戒。

　　鄉村全面振興既要塑形，也要鑄魂。要寫好中華傳統美德傳承體系建設這篇大文章，進一步加強鄉風文明建設、加強鄉村治理，創造更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助力中國式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