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君如（中央黨校原副校長）

　　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已經成為當前探討研究的熱門話題。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部分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如何認識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滿足高質量發展需要？這當中，關鍵在人才，基礎在教育。

　　從中美博弈戰略高度認識發展新質生產力與人才、教育的關系

　　如今，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問題已成為中美博弈的一個重要領域，其意義已經超出純粹的生產力發展或經濟增長范疇。過去幾年，美國把中國看成戰略競爭對手，不斷加征中國商品的關稅，無理打壓中興、華為等中國科技企業。美國施加壓力的重點，主要是涉及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產業和企業。因此，可以說，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我國應對美國圍堵打壓的一個戰略突圍，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突圍戰。

　　然而，我國在一些核心技術領域仍然嚴重受制于人。要打贏這場突圍戰、攻堅戰，既要有戰略思維的領導人，更要有發展新質生產力所需要的各類人才，包括企業家、科學家、各類技工人才等。這些人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要通過我們的教育體制改革造就、培育。

　　從國家戰略謀劃高度認識發展新質生產力與人才、教育的關系

　　發展以創新為顯著特點的新質生產力，有兩條基本的路徑：一是“從0到1”的創造發明型發展路徑；二是“從1到N”的創新應用型發展路徑。我國大量的新質生產力在第二條路徑中形成。以二維碼為例，該技術在1994年基于日本發明的一維碼研發而生，但其應用普及主要在中國，極大地便利了民眾的日常生活。如今，二維碼已經成為我國數字生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及程度在全球范圍內獨一無二，彰顯了我國吸收外來創新并轉化使用的卓越能力。在若干關鍵技術領域，如5G通信、量子信息技術、激光制造技術等領域，我國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也已經實現了對國際先進水平的趕超。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主要體現在仍缺少“從0到1”的突破性、原創性科技創新。

　　要在科技領域實現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必須讓創新真正成為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我們不僅要在創新中實現“從1到N”的突破，更要強調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增加原創性科技創新成果，創造更多“從0到1”突破的新質生產力。這需要我們把教育辦成創新型教育，在校園內形成創新文化，在師生中增強創新意識，為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型人才。新質生產力發展如果脫離了教育，將難以轉化為實際的推動力量。

　　形成與發展新質生產力需求相適應的教育體系

　　在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面臨一個問題：發展新質生產力，是否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教育和教育體制機制呢？回答毫無疑問是：要的！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當前我國教育體系在教育思路、體制機制、教學內容、師資能力建設等方面，仍然存在多年要解決而未完全解決的弊端。科技創新帶來的日新月異的發展成果，還難以快速、充分地進入我國的教學體系，導致當前我國的教育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要求，特別是新質生產力發展要求，還不能完全相適應。我這里要強調是“不能完全相適應”，而不是“完全不適應”，因為我國高等教育體系中，也有一些能夠適應和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高等院校及特色專業，其畢業生在招聘市場上，受到華為、中興、中國移動等知名企業的歡迎，我們可以總結經驗，加以推廣。

　　回顧歷史，在我國第一個和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期，針對工業化建設的需求，我國極具前瞻性地設立了多所工業大學與郵電大學，旨在為全國工業化進程提供支撐。這些大學院校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工業領域所需的關鍵技術人才，為我國工業化發展騰飛作出了重要貢獻。如今，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我們也可借鑒當年的戰略思維，加強前瞻性布局，建設一批與新質生產力發展需求相匹配的好學校、好專業，實現發展新質生產力與人才、教育相適應的教育目的。

　　新時代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重點

　　形成與新質生產力需求相適應的人才和教育布局，形成發展新質生產力與人才、教育良性循環的機制，是新時代我國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重要任務。

　　一要通過改革，進一步推進“產學研”有效結合。例如，重慶郵電大學的實踐經驗可以提供寶貴的啟示。他們立足信息行業，主動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不斷探索“產學研”結合的新模式。該校構建了開放辦學的大平臺，具體做法包括：成立學校董事會，與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郵政、中國鐵塔、中廣核、華為、中興、騰訊等知名企業，以及中國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等科研院所，還有重慶各區的地方政府、產業園區等，均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系。通過一系列合作機制的建立，根據需求，培育出一大批能夠服務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人才。

　　二要通過改革，進一步破解學校科研成果轉化的難題。當前，我國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資金，大多數來源于政府投入，雖然保障了科研活動的基本運行，讓科研成果在評獎、職稱評定等方面較為順暢，但是要進入市場、轉化并形成實際的生產力，就面臨挑戰。這類科研成果的公共屬性，使其進入市場進行成果轉化時，會遇到姓“公”還是姓“私”的問題，科研大項目更難以進入市場，科研人員也可能承擔道德、法律等責任。在這方面，上海交通大學展開了探索。他們出臺了《上海交通大學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細則（試行）》《上海交通大學科研人員創業企業科技成果轉化活動審核和管理實施細則（試行）》等，通過“賦權”，將成果轉化的責任主體由單位轉向科研人員個人，并依據不同情況，分別設計“所有權賦予”“使用權賦予”等方案?？蒲腥藛T被賦予一定份額的所有權后，對學校的科技成果份額享有代表學校開展轉化推廣、協商談判等權利。這樣一來，由政府投資的科研成果轉化為市場需要的生產力時，可以讓科研人員享有其所有權和使用權。這些做法還需要進一步探索深化。

　　三要通過改革，進一步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支持科技型骨干企業辦學校、辦研究院。國外不少知名企業，都建立了與科技創新及市場需求緊密結合的研究機構，例如日本三菱等，這些企業的研究機構院所規模之大、學科之全，超乎想象。在我國，華為的成功，很重要一點也是辦起了與科技創新和市場需求緊密結合的研究院所，他們不僅在俄羅斯、日本、法國、加拿大等國家設立研究所，也在東莞的松山湖建立了自己的研發基地和華為大學，如今還到上海浦東等地建設學校了。我們應支持這樣的企業辦教育，使教育更加直接、更加緊密地為新質生產力發展提供多方面的資源和人才。一般來說，我們的學校，重點專業是以名師為中心招生的。而華為松山湖研究院、華為大學，是以市場需要什么、創新需要什么來設置專業、來辦教育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思路、教育機制，值得好好去總結。

　　綜上所述，就是一句話：發展新質生產力，關鍵在人才，基礎在教育。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戰略任務，也是一個十分艱巨的改革任務。只要我們深刻認識教育及其培育的人才對于新質生產力發展，以及對于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性意義，就能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難，書寫出一篇富有21世紀時代特征的中國教育新篇章。